多元的文化性，也应该被理解为乡村社会的民主性、自治性发展的一个基础。要增加乡村社会建设的历史感、人文感、差异感，而不应该把乡村社会变成另一种同质化的城市社会的模仿。

　　任何社会秩序，都是文化秩序，这是因为任何社会共同体都是文化共同体。文化价值，支撑了秩序运行的认同。从这种观点出发，所有的社会结构都具有文化涵义的意义，文化乃是“深嵌”于社会结构之中。由于乡村社会被嵌入了工业化、市场化的轨道中，中国乡村建设中的“秩序”与“乡村文化”建构问题重新被提出来。中国已经步入了“利益时代”，让农民合理得到“秩序”中的公共资源，是对社会秩序设置的挑战。另一方面，支撑“秩序“的乡村文化也面临新的建构。

　　在强调加快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反问：支撑乡村社会秩序背后的“文化”是什么呢？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话题。因为我们现在还有5亿农业劳动者，7.3亿农业人口，到了2020年，中国城市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50%甚至60%，但即使到了2020年，中国的农村人口下降到总人口的40%，仍然将有6亿农民。中国的“乡村文化”向哪里去，是值得反思的问题。

　　“重新包装的乡村”与对乡村文化的再认同

　　当下中国城市化进程一方面出现了对城市的重新包装，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对乡村的重新包装。当全世界的城市都在加快“生活品质”竞争时，那些有一定旅游价值的中国乡村风景正在重新被开发出来，它们成为新的“乡村天堂”。如江苏溧阳的天目湖原来就是20世纪50年代挖的一个人工水库，现在成为一个依山傍水的农庄山谷风景区。泰州郊区溱湖湿地公园，是一个准农庄的湿地地区。这种湿地公园再造一种乡村的生活品质，并创造出乡村文化的新叙述和新形象。还有像江苏宿迁的骆马湖风景区，一些城市边缘兴起的“农家乐”一日游，即使没有什么历史典故，也是作为新的乡村符号出现的。

　　一些新的县级市也带有浓浓的“乡村情结”的元素。如宜兴“东氿”、“西氿”，是两个湖的名字，两个“氿”都非常美，但“氿”却是宜兴指称“湖”的汉字，和这里的丘陵、喀斯特地形、紫砂陶瓷联系在一起。作为历史的记录，它是与乡村文化情境联系在一起的。

　　在广义上，乡村文化蕴含着一个民族的“怀乡情结”。就像皖南的西递宏村、绩溪、徽州古城等地，就是中国成熟的乡村文明的记录。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客观上成为当代中国城市与乡村、历史与今人相沟通的“活的文本”、“活的交流”，并反复被旅行者阅读。

　　但是，上述这些并不能代表乡村文化的基本现实，它们甚至只是某种文化产业的现实，或者是起着一个文化生态博物馆的作用。

　　事实上，乡村世界经历着急剧的社会分化、文化分化，这种分化被持续的全球化、市场化、城市化进程所扩大，又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显现出复杂状态。原有的乡村文化在现实中失去了核心，表现为一种离散、混杂、失重的状态；找不到精神的寄托、归宿；信教人数的增多、家族势力的出现、社会认同的失落……

　　在走向现代文明的过程中，乡村文化重构本身包含着“再度本土化”的挑战，它要求通过对“传统”保存，使乡村建设再现文化风景。对乡村文化建设的再思考、再认同，是对民族文明、区域文明的再梳理。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以家庭、村落为基础的乡村民俗的重建。尽管历史留下来的那些乡村文化的“活的文本”，可能带有中华文明的某个阶段上的成熟性的记载（如宏村），但长期的历史变迁后，现实中的乡村文化恰恰是“离散的、粗糙的”。如大家庭结构已经基本解体，敬老养老观念开始松弛，婆婆们在家庭中已无从前的地位。体力较好的婆婆会到城里当保姆，为自己挣一份收入，这样反而能与媳妇维持好关系。大规模打工带来了空前的社会流动，很多媳妇进城打工，或者丈夫出去打工，妻子、孩子留在乡村，农村中婚姻关系也表现出脆弱性，并出现了留守儿童的问题，呈现出道德习俗水平的混杂、多序。21世纪“乡村文化”建设的概念，在学理上可以看做是“后传统”、“后习俗”的概念。正如吉登斯所说，“现代性，总是被定义为站在传统的对立面，现代社会不是一直是后传统吗？”支撑乡村社会秩序的“文化”，应该是对传统文化的再认同。处在社会转型中的乡村社会如何避免“文化空洞”、“文化混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