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九品中正制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种重要的选举制度，是由其特定的教育环境所决定的。曹魏之初，随着整体社会教育的衰微、门阀士族的形成，朝廷在与大族相妥协的情形下创立了九品中正制；晋时，由于士族家学独盛，门第被无限夸大，九品中正制又独为士族所把持，将维护士族利益之功能发挥到了极点；南北朝时，君权回归、教育复兴、士族衰微，作为士族阶层把持选举工具的九品中正制便自然地退出历史舞台。纵观其发展演变历程，实是选举制度在乱世教育衰微情形之下的一种病态反映。

　　关键词：九品中正制；社会教育；衰微；门阀士族

　　九品中正制作为魏晋南北朝时一种重要的选举制度，一直备受学界的广泛关注。史学前辈也多从门阀政治、选官制度等角度对其渊源给予了深度探究。然纵观九品中正制发展演变的历程，笔者感到，做为选举制度本应与社会教育发展之程度相协调一致，可九品中正制明显不然，似乎正是由于魏晋南北朝教育的衰微才从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它一时的辉煌，同时，也正是基于教育的复兴又迫其退出了历史舞台。有感于此，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乱世教育之角度对其创立、发展、衰落的历史略加浅析。

　　一、九品中正制的创立

　　战国以降中国古代社会教育主要分为官学和私学，官学有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之分，私学有开馆授徒和家学教育两种，但都以传播儒家学说思想为宗旨，以引领社会风气、造冶治世人为目的。两汉以来，官学体系发达，即使在东汉后期，中央官学的在校生也曾达三万余人，各州郡的学生数目也十分可观，私学更是遍地开花。这时，不论官学、私学一般不分

　　贫富贵贱，士人皆可参加乡闾评议，故寒庶之身而被举着不在少数。这也是当时察举制能得

　　以顺利推行的重要原因。朝廷对地方郡国察举上来的士子，一般也都是认可的。但由于主持荐举和乡闾评议的多是当地的世家大族，故长此以往，选举权实为地方郡国守相及世家大族所把持。这无形中侵害了君主专制的权力，特别是他们的“门生”“故吏”更是逐步成为中央的一种离心力量。

　　汉末，政治动乱、军阀割据，再加上宦官专权、权门请托、贿赂公行、学风日坏，社会风气随之大变。在“当时除了甘心依附权门的无耻之徒以外，一般士人企图在政治上获得地位便只有依附若干主持清议的名士……而名士中的领袖人物为了要扩大势力，提高本人在群众间的影响也必然广行交结。”[1]86逐而演变出了一种浮华之风，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行，父别居。寒清素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2]的境况，教育学风大坏，各级官学已开始全面衰落，“自黄初以来，崇立太学二十余年，而寡有成者，盖由博士选轻，诸生避役，高门子弟，耻非其论，故无学者”。[3]教育的结果是“百人同试，度者未十”。 [4]显然，察举制随教育之萎靡已不再是时代所需，统治者必须另谋新路。

　　曹魏建立初期，面对教育日趋衰微的状况，曹操先暂颁“唯才是举”的诏令，已体现出了其对察举选士制度的不满情绪。但“宗族乡里控制选举的办法不能放弃，而所以不能放弃之故，不外乎士人不愿意丧失其传统权利”。[1] 83此外，虽然官学、私学已渐衰，但大家

　　作者简介：韦冲（1978--），男，山东省菏泽市人，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魏晋南北朝方向

　　地主仍“多研讨儒经，遵循礼法”，[5]士族地主作为一个整体仍不失为一个“优秀的群体”，[6]更何况曹魏政权的建立也有大族的很大功劳，所以，一方面为了维护君权，另一方面也为了确保各级官僚机构正常、有序、有效地运转，“尚书陈群，……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7]故九品中正制的创建实是“曹氏政权既不能不终于和大族名士妥协，”“又正是二者协调的重要表现。”[1] 94

　　在这一制度中，各权力机构和官员之间相互制约、相互监督，以期提高人才之质量，抑制铨选机构或选举官吏权力的膨胀，从而使皇权在教育不振的情形之下能得以进一步的加强。从这一角度来讲，九品中正制的创制实是汉魏以来教育萎靡不振的一种必然结果。

　　二、九品中正制的发展

　　九品中正制创立伊始尚能砥砺德行、选举贤才、清正风俗。但由于魏晋以来各级官学始终时断时续，废置无常，甚至有的学校是若有若无，汉武帝以来建立的官学体系破坏。同时，一般开馆授徒的私学也极少。庶族、平民子弟更是由于缺乏学习的基本条件，而导致了这一阶层人才的匮乏。这些情况造成了教育的全面衰落。然而，凭门第在政治、经济上拥有特权的士族们的家学却方兴未艾。他们通过家学培养出了大量经世治国的人才，又由于中正一职常为世家大族所把持，九品中正制在实施过程中已开始不断走向门第化、贵族化，使得这一原本帝王企图抑贵族、强集权的制度，随着教育的衰落而又反向得以发展。

　　曹魏初期，九品初行，选举人才尚能兼顾才学，社会还比较讲究进德修业，学校风气亦较好，即所谓“太祖初兴，愍其如此，在于拨乱之际，并使郡县立教学之官。”[8]明帝时“今博士皆经明行修，一国清选，而使迁除限不过长，惧非所以崇显儒术。”[8]而自“正始”以后“多使微人教授，号为博士，不复尊以为师”，[9]说明此时有的竟使没有学识的“微人”权充博士，而始成为政府装饰门面的工具。由于门第从一开始就是合法的选士标准，故至晋初，官学之尚门第，喜交游之风气已成气候。晋武帝时期，中央官学虽然曾有学生三千，但最后也没有取得多少社会教育的实际成就。当时，豪族子弟由于可凭门第越级超升，无需进学校，即使入学也是不认真读书，一般士人入学的目的也只是为了逃避兵役而并非真想求学，再者由于玄学、佛学的冲击，士人对儒学也不再感兴趣，不肯用功学习，中央官学已迅速衰微。地方教育也由各地镇守长官自办，学校的情况与地方镇守的个人素质及治绩紧密联系。地方学校和私学更加可怜，庶族、平民人才的缺乏也就可想而知了。

　　与官学和私学的全面衰落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士族家学反而兴盛。汉以来“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10]尤其是东晋以后，家学更趋繁荣，出现了“士大夫子弟，数岁以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11]的情况，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同时，这也反过来强化了人才出自士族门第的社会心理。东晋门阀政治形成后，中正品评的门第标准被张扬、膨胀为唯一标准，高门子弟在选举中占有了绝对优势。因为中正品评士人皆“寄雌黄于一人之口”，[12]九品选士也“唯能知其阀阅，非复辨其贤愚。”[13]78“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14]九品中正制在教育衰微的背景下，而被士族推向了一个顶端，使得“九品中正创立时尽管有将选举权收归中央的企图，事实上却加重了大族在地方上的威权，从而巩固了门阀的统治。”[1] 115

　　随着门阀士族的发展，其群体内部逐渐滋生了一种家族至上的观念。到其权势凌驾于皇权之上的东晋时，这些人的心中逐渐感觉到，特权地位的坚固依靠，并非来自国家而是来自自己的宗族姻亲。宗族利益至上已开始成为士人所信奉的人生哲理，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爱憎决于心，情伪由于己。公无考校之负，私无告讦之忌。”[15]对内互相援引提携，对外则是不允许任何竞争者的存在。一些失意之庶族寒俊和厌倦、厌恶官场争斗的高门士人，或辞官还家，潜心学术，授徒讲学；或干脆不染流俗，隐居山林民间，以著书立说。所以九品中正制随门阀士族之鼎盛、教育之衰微，把其维护士族权力之功能发挥到了顶点，朝中清显要职也尽为世家大族所袭。此实为国家、社会之大患也。

　　三、九品中正制的衰落

　　南北朝时，九品中正制实已演变为一种被士族做为区分清浊分流的工具，在选举制方面，只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晋宋以来，九品中正制以门第取士，崇尚门第的社会风气越来越重，才学始为世所轻，士庶子弟大多丧失了为学的热情。这与选举制度所追求的“清正风俗”“选贤与能”之基本精神是背道而驰的，严重影响了社会风俗、风气。为了稳定朝政，统治者们不得不再思曹魏建初所虑之旧议题，以求选士之良策。在君权开始回归的情形之下，士族重家轻国的思想反而比以前更加强烈了，如对之处理不当必会引起朝政动荡，这也是南朝政权改旗易帜来得那么顺利和频繁之原因。

　　东晋以来，由于对玄学、佛学的推崇，以传播儒学为目的的学校教育大衰，致使九品所举之人多崇尚清谈而无治国之术。为了能培养出一些优秀人才，南朝各代君主便开始着手复兴教育。宋武帝永初三年（420）曾下诏选备儒官，弘振国学]。永初中，武帝又将硕师宿儒周续之、颜延之“征诣京师，开馆以居之。”[16]文帝元嘉十五年也“征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17]元嘉十九年立国子学，而后又置四学、总明观。齐武帝自永明三年至十一年办了九年国学，使江左地区儒业稍振。特别是到梁时，武帝为振兴儒业，于尊儒兴学方面可谓大力倡导、不遗余力。天监四年他下诏“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广开馆宇，招内后进。”[18]使讲学教授出现一时之盛。506年又“置集雅馆以招远学。”[19]吸引来了不少北魏境内的儒学之士，如崔灵恩、户广、孔祥等人，在江南聚徒讲说。尊儒贵学、讲学授业，在梁可谓蔚然成风。这样，大量寒庶贤能之才纷纷出现，为帝王抑制豪门士族之权势提供了必备的条件。南朝诸帝也随之颁布了各种弃门第而贵贤能之诏令，开始注重于考试应举之士的真才实学，寒门始掌朝中各种机要。如南齐时，明帝主张通过考试经术章句来考察士人才能，以答题对否之数量作为衡量标准的选举思路，在客观上促成了选举向“以文取士”的方向转化。萧梁时，武帝规定“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20]可见，对选举制度已进行了很大地改革，通过取消门第取士，对不同出身者都给予了一定的被选举权，确立了“以文取士”的标准，并着力于标准的客观化和“考试”规则严密化的探索。

　　北朝教育比南朝发达，尤其是北魏。因为北部相对安定的政局，是此期教育事业容易建设的一个方面，更重要地是拓跋族要治华夏，必须征得汉族政治、文化地认同。因而，其在文化教育方面就必须采取崇儒政策，并开办学校、培养儒士。道武帝在建国之初，也“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二年春，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人”。[21]孝文和宣武两朝也在中央发展了多种学校教育形式。北周武帝更是亲临太学，亲自讲经，顿时，经术普遍受到重视，学校教育很是兴盛。同时，为了消弱汉人的抵抗和加速汉化，北朝也十分重视地方教育，献文帝于天安元年七月，在“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22]北齐时也是“诸郡并立学，置博士助教授经。”[23]这样即安抚了民心又促进了教育的复兴发展。在这种官学、私学都得以发展的情况下，选举制度的改革也在北方发生了。如西魏、北周时，已“惩魏齐之失，罢门资之制，”[13]79开始打破了全凭家世门第选人的风尚。“朝廷贡秀才，止求其文；察孝廉，唯论章句，不及治道。”[24]也就是说，秀才要考杂文时策，孝廉要考儒经。当时朝廷论事，多附会儒经决疑，不通经即很难从政。故仅凭门第亦很难居高位，那时的清要显官亦多求“人门皆美”之才，既要门第好，也要有一些真本领，主要是通儒经。这对于吸收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到封建政权中来，加强中央权力是十分有利的。故纵观南北朝历史，随着教育地复兴，统治者开始谋求“考试”之方式去探求人才。这种模式发展到隋初，便自然地演化成了以“考试”为主要形式的“科举”制度了。由此看来，随着门阀政治的衰亡、教育的振兴，九品中正制也理应寿终正寝了。

　　　  将九品中正制放到整个中国古代人才选拔之大背景下去考察就会发现，九品中正制度也是由于汉魏以来各级各类学校的衰落，庶族、平民人才的匮乏，才渐为日益形成的高门士族所控。各朝统治者虽企图尽力排斥这种力量的干扰，但由于教育地衰微，门阀士族的强大权势，而只能任其玩掌利用。故笔者认为，九品中正制实是选举制度在魏晋南北朝乱世时期，社会教育极其衰微情况之下的一种病态形式，也是察举之品评被无限夸大的畸型表现。随着国家的一统、教育的大兴、士族的衰微、寒庶人才大量地涌现，它理所当然地要逐渐淡出，而最终为隋朝一种更加合理、公正、客观、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即科举制所取代，从而完成了其由察举到科举桥梁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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