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翻译活动是我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革命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文学活动始于翻译实践，他是最早从俄文原文翻译苏俄文艺作品的翻译家之一，也是最早介绍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到中国的人，他还是五四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瞿秋白早期的翻译活动具有明显的特征：文学与政治并重的翻译题材；明确的翻译目的；翻译实践与创作并举的文艺路线。他早期的翻译活动因其独特的个性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乃至于现代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同时也为他中后期的翻译实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瞿秋白; 翻译; 五四时期; 新文化运动

　　瞿秋白(1899-1935)的一生非常短暂，36岁就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是他身后却留下了500多万字的珍贵文字材料，其中仅翻译部分“据粗略估计，大概不会少于二百万字。” [1]同时他也是第一个从俄文原文直接翻译的人，翻译的质量也是有目共睹的，鲁迅曾称他的译文“信而且达，并世无两”，瞿秋白在翻译领域的贡献可谓大矣。他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就是一件译作，而直到他牺牲的前两年他依然坚持在艰苦的环境下从事翻译活动，所以瞿秋白的翻译实践贯穿了他革命的一生。关于瞿秋白翻译的分期，国内的研究者又不同的建议。范立祥以瞿秋白小说的翻译作为研究对象，于1994年提出了学译阶段与成熟阶段两段论的观点。而在《瞿秋白译文集》一书的编后记中，编者郑惠、瞿勃则根据不同的时代背景把瞿秋白的翻译活动划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为五四时期。比较而言，前者以译文的质量为标准，而后者则更多地强调其时代背景。虽然他们对瞿秋白中后期的翻译活动的分期存在不同的理解，但是对其早期的翻译划分却基本一致。不足之处在于他们分期还不够清楚，为了研究的方便，有必要进一步明晰化。瞿秋白夫人杨之华把他从事文学活动的第一个阶段确定在1919年9月到1920年10离开北京的一年左右的时间，考虑到瞿秋白的翻译活动与他的文学创作的交互性，可以以这个时间段为标准，把瞿秋白在这一个时期写作与发表的翻译作品作为考察对象，便可以找出译者早期翻译活动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以资后来者的学习与镜鉴。

　　本文采集的资料主要来自于《瞿秋白著译系年目录》（丁景唐、文操）、《瞿秋白译文集》（郑惠、瞿勃）、《瞿秋白文学活动纪略》（曹子西）和常州瞿秋白纪念馆编印的《瞿秋白研究》丛书等书籍。瞿秋白第一篇公开发表的译作是发表在《新中国》杂志上的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闲谈》，随后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的译作，包括《仆御室》、《论“不死”书》、《告妇女文》及《答论驳“告妇女书》之节录、《祈祷》、《付过工钱以后》、《论教育书》、《妇女》、《社会之社会化》；这些作品的作者都是大家，不仅有俄国的大文豪托尔斯泰和果戈里，还有意大利的马德志尼、法国的都德以及德国的倍倍尔。需要说明的是瞿秋白的外语除了俄语之外，还有英语和法语，所以他翻译所依据的原文主要是俄文，马德志尼的《论“不死”书》和倍倍尔的《社会之社会化》都是从俄文转译过来的。这些译作分别发表在《新中国》、《曙光》、《妇女与解放》、《妇女评论》、《改造》等进步杂志上。

　　可以看出，尽管这是瞿秋白初涉译坛的第一年，但是他的翻译实践却结出了累累硕果，尤其是翻译出了像《社会之社会化》这样的具有很强思想性的社会经济学巨制，实属难得。通过对这些译作以及相关研究文章的研读，可以发现瞿秋白早期翻译具有以下特征：

　　一、文学与政治并重的翻译题材

　　五四前后的瞿秋白正在北京的俄文专修馆学习，学校课本的内容主要就是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这些作品充满了现实主义精神，引起他浓厚的兴趣，于是瞿秋白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之上，开始尝试着翻译这些作品。译介活动使瞿秋白和他的文学伙伴们无形之中卷入了“文学革命”的浪潮之中，瞿秋白渐渐从原来信奉的老庄旧学的伤感情绪中走了出来，救国救民的政治意识逐渐强烈起来。于是他便以翻译作品作为批判旧社会的“投枪”，作为宣传新思想的武器，走上了民族解放斗争的前线。

　　在瞿秋白早期的九篇译作之中，文学题材与政治题材的选取基本上平分秋色，呈现出显著的特色。他的翻译活动始于文学作品的译介，其中包括《闲谈》、《仆御室》、《祈祷》、《付过工钱以后》、《妇女》等5篇，除了果戈里的《仆御室》一文是戏剧体裁，其它都属于短篇小说的范畴。在此期间，瞿秋白还和耿匡合作翻译了托尔斯泰的10个短篇小说，编成《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一书出版。可惜的是，“由于没有分别署上译者的名字，所以现在也不知道哪几篇是秋白译的了。”[2](P99)有鉴于此，本文对其中的文章基本不做进一步的分析。本来他还准备翻译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复活》，后因出国赴俄，这个计划没有实现，改由耿匡翻译了。对出身于“士族”的瞿秋白而言，对文学的偏好进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他出身在文化气息极浓的江南名城--常州，父母又都是饱读诗书的人；尽管从他父亲起，家道就已中落，但自幼秋白还是受到了他那个时代较好的教育。

　　然而除了对文学的天然热爱之外，瞿秋白对哲学和社会问题也始终抱有浓厚的兴趣，从他翻译的选题便可看出其所勾勒出的大概轮廓。有关信仰的《论不死书》，关注妇女问题的《告妇女文》及《答论驳“告妇女书”》、还有关于教育问题的《论教育书》和社会经济问题研究的《社会之社会化》。前几篇都是书信体的短篇，唯独倍倍尔的《社会之社会化》篇幅较长，译文将近5万字。这是在中国最早介绍无产阶级思想的文章之一，为后来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了先声，因此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意义；同时也为瞿秋白中后期大量译介马列著作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二、翻译活动明确的目的性

　　翻译的目的性或曰翻译动机，是翻译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应当说任何翻译活动都有其自身的目的性，瞿秋白的翻译实践也不例外；只是因了他所处的特别的历史背景以及他自身所具有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翻译活动的目的性就显示出了其独特的个性从而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乃至于现代都具有很大影响。

　　《闲谈》表现的是当时俄罗斯人不满现状而又无可奈何的情绪，“这和世纪初的中国社会生活也许有相类通之处。大约是它能引起瞿秋白翻译兴趣的一个内在原因。”[3]《祈祷》是托尔斯泰写作的另外一个短篇，文中大胆地提出了对上帝的怀疑，提出“上帝无论怎么样都做不到的，因为各人应该各人尽力。只有自己尽力的人方才能得到益处。”这两篇文章都只是从精神的层面对人生的一些探讨，宣扬了托尔斯泰理想的“道德的自我完善”无神论，这种思想影响了瞿秋白的一生。

　　在一些译文里，瞿秋白为了便于读者对原著的解读，写了前言或后记介绍译作的要点与翻译背景；透过这些文字，不难看出译者当年翻译前后的良苦用心。《仆御室》一文描写的是当时俄罗斯下流社会的情形，“很细微，又很平淡，可是能现出下流社会的真相……于平淡之中含有很深的意境，还常常能与读者以一种道德上的感动。”之所以要介绍这样的作品到中国来，译者意在“以文学的艺术的方法变更人生观，打破社会习惯……现在中国实在很需要这一种文学。”[4]不难看出，这篇文章翻译的立意明显高于前两篇，译者已经不满足于从对个人的道德的层面进行介绍，而从更深层次的社会需要出发来对翻译材料进行选材。至于哲学与政治题材的翻译，其目的就来的更加直截了当的。譬如在译文《妇女》中，瞿秋白借果戈里之口，大唱妇女的赞歌，“妇女是诗”，“妇女是思想”。彻底否定了封建思想对女权的无视与践踏，以翻译为武器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的洪流之中。

　　1920年3月为《<俄罗斯短篇小说集>序》中的一段话最能直接体现瞿秋白早期的翻译目的：　　　　　　　　　　　　　　　　　　　　　　　　　　　　　　　　　　　　　　　　　　　　　　　　　　　　　　　　　　　　　　　　　　　　　　　　　　　　　　　　　　　　　　　　　　　　 　　　　　　　　　　　　　　　　　　　　　　　　 

　　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在中国却已似极一时之盛。何以故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他的影响。大家要追溯他的远因，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于俄国，都集于俄国的文学；而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要来讨论研究俄国。于是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5]

　　所以，一个伟大的翻译家，他的翻译活动从一开始就有着明确的目标，以一个译者特有的方式为他的民族带来一股新的思想的清流；当一批翻译家都这样奋力为之的时候，那便是我们民族走向复兴的希望。历史的脚步尽管已经远去，前人的苦心我们依然能够清晰地感到。

　　三、翻译实践与创作并举的文艺路线

　　翻开瞿秋白的生平和著译目录，可以看到他的文学活动呈现出缤纷多彩的特征。他的文学活动始于翻译，结合以创作，形成“既译又作，创译结合”的格局。翻译活动与文学创作构成了瞿秋白文学生涯的两个翅膀，这个特征从瞿秋白早期的文学实践中便开始初步地显现出来。

　　上文已经提到瞿秋白为了读者阅读的方便，为一些译文特意写出了前言或后记；这些文字形式上属于译文的一部分，而在实际的意义上已经是译者对原文的解读和介绍，属于“作”的范畴了。在以下的论述中，我们从更大的范围内来解读这种现象。

　　瞿秋白早期最感兴趣的首推妇女问题。早在1920年初，他就写了一篇这方面的文章《小小一个问题—妇女解放的问题》，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先后写了《告妇女文》、《托尔斯泰的妇女观》、《无产阶级运动中之妇女》；同期他还翻译了托尔斯泰的《告妇女文》及《答论驳“告妇女书》之节选和果戈里的《妇女》。这些文章分别发表在《新社会》、《解放与改造》、《妇女评论》等进步刊物上。针对托尔斯泰的妇女观，瞿秋白如是评价：“对于妇女的意见最重要的就是妇女职业问题，其次，是妇女贞操问题，再其次，就是婚姻问题。”进而指出：“托尔斯泰的学说，大概是消极的，破坏的，批评的性质居多，而积极的、建设的、讨论的性质较少，所以他的妇女观也是如此。”[6]在文章中瞿秋白不仅对吃人的旧社会制度下的妇女致以深切的同情和关注,并开始探究妇女受压迫的根源。：“许许多多的精神上的桎梏——纲常、礼教、家族制度、社会组织、男女相对的观念——造成这样一个精神的牢狱把他们监禁起来”，“甚而，男子们习以为常地视女子为玩物，女子自身也因受着旧宗教、旧学识、旧诗词的影响以‘惯猜闲事为聪明’”。所以解放妇女要从妇女精神开始。他认为“文学家始终要承担这点责任。”[7]

　　1920年，瞿秋白翻译了倍倍尔的《社会之社会化》一文，并随即写了评论文章《倍倍尔之泛劳动主义观》，刊登在《新社会》杂志上。在文章里，瞿秋白对托尔斯泰的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批判，指出托尔斯泰“以模范的宣教改革社会”，正是“托尔斯泰的谬误”，因为这在现实中是难以进行的，只是一种美好的想法。而对伯伯尔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理论表示赞同，因为他“主张创造新社会—将来的社会—主张激烈的改革运动—革命—，根本的改造。如此才能消灭资产阶级垄断‘尊荣’和‘精神的财产’。所以倍倍尔毕竟是实际的改革者。”[8]

　　劳动问题也是瞿秋白早期的关注点之一。除了上面提到的《伯伯尔之泛劳动主义观》，他还写了《谁的武器》、《劳动底福音》、《劳动？》、《从世界的新劳动节……中国的新劳动节》等文章，与此同时他还翻译了法国作家都德创作的《付过工钱以后》。这些或作或译的文章均发表在《新社会》杂志上。《新社会》创办于1919年11月，瞿秋白是创办人之一，是瞿秋白早期文学活动的主要阵地。在这些文章里，瞿秋白介绍了劳工生活和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罢工斗争。“他研究了现实的劳动，指出在战争和剥削的环境里，劳动者穷得连短衫都没有，哪里还谈得上劳动幸福呢？”进而指出，“只有消灭了资本家雇佣劳动制度的社会主义，中国劳动问题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9]

　　社会需要新的思维，翻译家初步引进，进而由本土作家对这种思想进行阐释、解读和推普工作，这是一种异域文化进入目的语文化的通常链条。瞿秋白这种“既译又作，创译结合”的文学生活，不仅发挥了他高超地运用汉、俄两种语言的优势，而且很好地把二者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无缝对接，这是我们翻译工作者日常工作中需要学习的地方。

　　五四时期的瞿秋白的翻译活动受到了很多条件的限制。首先是翻译资料严重缺乏，主要来源就是课本和“从一位俄国老师那里得到的有关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书籍。”[2](P20)其次，他学习俄语的时间还不长，俄文水平远不如归国后那么好；在其女瞿独一的一篇回忆文章中，作者这样写到“他译《暴风雨的鸟》时（该文写于1920年底至1922年底之间，本文作者注），俄文水平并不像后来那么高……”[10]即可为证。从思想认识上来说，此时的瞿秋白尽管内心想从哲学、佛学上“试解人生问题”，但毕竟缺乏丰富的革命经验与实践，理论水平与认识能力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尽管这样，瞿秋白还是凭着自己坚实的语言功底和对信仰的执着，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和创作，为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瞿秋白早期大量而有益的翻译工作为其后来马列文献的翻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而具有其独特的不可取代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郑惠、瞿勃.瞿秋白译文集•编后记（下）[C].译林出版社,1999（8）:605

　　[2] 杨之华.回忆秋白[M].人民出版社,1984(12):20-99

　　[3] 韩斌生.文人瞿秋白[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1):55

　　[4] 瞿秋白.仆御室[A].瞿秋白译文集（上）[C].译林出版社,1999（8）:56

　　[5]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第2卷)[C].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1）:543-544

　　[6]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C],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11):239

　　[7] 瞿秋白.瞿秋白诗文选[C]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6): 302-303

　　[8] 瞿秋白.伯伯尔的泛劳动主义观[J].新社会,1920, 第18期：13

　　[9] 余玉华.瞿秋白学术思想评传[C].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1):19

　　[10] 瞿独一.《从暴风雨的鸟》到《海燕》[A].瞿秋白研究9[C].学林出版社.1998(1):2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