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学界,国学和(域外)汉学几乎同时成为不断占据学术界视野的学术焦点和学术发展流向。然而,这二者都面临着某种定位的危机。汉学和国学的对象领域,表面上是互相叠合的学术领地，可这种表面的叠合,正是充满悖谬的一切的一个基点。在现代学科体系中,在当代思想版图上,二者的学科定位、研究主体、对象范围的划定、方法论基础、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等,都依然是亟待进一步深入反思和细致梳理的问题。

　　汉学的范式转换

　　在国际学界,汉学早已是复数概念。关于汉学的定义,特别是在对这一学科的性质和广度方面的厘定,历来较难统一。德国汉学家、德国第一个汉学教席的拥有者佛兰阁(OttoFranke,1863–1946)的定义最为宽泛,因之也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同:汉学是一门研究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学科。

　　然而,汉学的自我理解和定位必须从汉学史的回溯开始。从简略的历史看,汉学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在每个阶段都形成了不同的范式,而每种先行的范式,总又不同程度地包含或投射于后起的范式之中。

　　从始自14世纪游记汉学(前学科阶段)、始自17世纪的传教士汉学(价值对话阶段)、始自19世纪的学院汉学(语文学、历史学阶段)到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美国学界主导的日益多元化和实证化的中国研究(社会科学阶段),无论关于汉学的概念宽泛还是狭窄,汉学总是一种在其他文化语境中成长发展起来的、关于中国和中国文化这个“他者”(dasAndere/theOther)的学科。一部严格意义上的西方汉学的历史,究其根底,不过是一场由基督教文明所发起的与中国文化对话的历史。这一部汉学史,首先是西方近代精神史自身的一组血脉。在汉学的名义之下发生的与中国文化的相关性,其实一直是西方(或“东洋”)自我理解的一个曲折历程。无论研究者的立场和价值导向如何、专业旨趣和训练如何,中国及中国文化的汉学研究中的这种“他者”的地位从未改变。

　　国学的范式确立

　　自20世纪九十年代起,“国学热”日渐升温。然而,一个成为学界普遍共识的国学概念,一直未能达成。在现代学科体系在中国走过大约百年的历史之后,国学概念的重新确立,始终面临着如何跨越当代学科壕堑的技术性难题。

　　人们尽管可以不假思索地说,是的,一国有一国之学,一国之学,是谓国学。这样的逻辑诚然干净利索。不错,在今天的学科版图上,研究古印度文化的学科称印度学,研究美国社会文化的学科称美国学,这里,民族、国家的边界和学科边界似乎统一。可是,国学其实是一个在民族国家诞生之后才可能出现的文化学术诉求,而这一诉求所指向的恰恰是前民族国家时代的传统。在这个民族国家林立的现代,“国”与“学”的覆盖范围往往事实上无法叠合，这类现象不胜枚举。在西方的文化学科体系中,闪米特学、波斯学、伊斯兰学等以古文化为对象的学科,更是如此,这里,学科的对象并不是某一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一国之文化,而是以某种语言或语系为核心的文化历史领域。在此意义上,每个国家都有其“国史”——一个民族国家的自然史,是可以从编年史的意义上建构的;然而却未必就有与之相应的“国学”,即植根于民族语言和传统深处的、同时以民族国家为自然界限的知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