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主小传　李工真，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8- 1990年在德国特里尔大学进修，专攻德国现代化问题，回国后组建武汉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任中心副主任。代表作有《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等。

　　核心提示

　　人口问题与现代化之间关系密切，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好人口问题。转型时期的中国面临着更为复杂的人口问题，惟有高度重视、妥善处理，才能尽快实现现代化。

　　虽然中国绝对人口数量最多，但就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而言，排在最前面的国家却是韩国与荷兰，但是为什么中国人反感到自己最拥挤呢？这是因为中国陆地面积虽然有960万平方公里，但我国地貌是三级阶梯形，从自然条件讲，第二、第三级阶梯多数是高原、高寒、山区、缺水等地区，不太适合人类居住，因此13亿人口中有10亿以上挤在只占国土面积1/3的第一级阶梯的平原地带上。人口的数量、质量、结构等都是影响一个国家现代进程的重要因素，今天我就与大家谈谈人口与国家现代化问题。

　　东西方人口锐减原因比较

　　人口问题也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稳定。传统农业社会的根本财富是土地，中国人“富不过三代”的原因与财富分散有关，而这本身又与“一夫多妻”制度密切相关。一代新王朝的统治阶级成员，凭借开国之功，不仅有权有势，而且占据大量良田，自然有钱讨多房大小老婆。这种人丁兴旺的大家庭，由于众多男丁长大成人后要成家立业、独立门户，财产就要分散，而儿子们又要各自讨几房大小老婆，等他们的儿子长大成人之后又要自立门户，这就使财产更进一步地迅速分散。与此同时，另一些精明而为富不仁的官僚地主，为了让自己的子孙后代能永享祖辈式的富贵，依仗权势，无止境地对平民百姓巧取豪夺、敲诈勒索，使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贫者更贫，从而迅速导致了社会阶层两极分化，以至于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走投无路的老百姓揭竿而起，直接导致旧朝代颠覆，新王朝诞生，或是间接导致外族入侵。无论以何种形式改朝换代，大乱的结果都是经济凋敝，哀鸿遍野，人口锐减。而新一代王朝往往需要花50-100年的时间来休养生息，才能真正恢复元气，然后又开始下一个轮回的破坏。因此，每逢天下大乱，烽烟四起时，人口便迅速减少，而历代新王朝的统治者，开始时都非常重视人口的再生产，多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从魏晋后的南北朝大分裂时代开始，诸国、诸代统治者便规定男丁14岁就得结婚、15岁生子，一为多抽人头税，二为增加兵源，因为在传统的冷兵器时代，“人多势众”往往是一个强国的基本条件，惟有先成为强国，才有可能最后一统天下。

　　与中国不同，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宣扬欲望是邪恶的，而婚姻被看作是调节人们欲望的一种方式。因此，婚姻被看作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在《圣经》中，女人是上帝用男人的肋骨造出的，因此，婚姻又意味着两个分离的身体结合成一个，所以婚姻必须遵守从一而终的原则，一生的婚姻对象是唯一的，即使是国王也只能有一个王后。另外，在结婚前，教会需考察判定男子的经济能力，经济能力欠缺的男子是不能结婚的，所以，约有30％的男子无法结婚。我们中国近现代的“一夫一妻”制和关于爱情的一些观念，实际上都是从西方慢慢传过来的。

　　而且西方国家传统的“一夫一妻”制社会里，实行“长子继承制”。一个贵族家庭里，只有儿女中年长的男性才有权利继承家产，而“老二”、“老三”们在成年后是要远离家乡，他们或读书，或进修道院，或做官、从军、经商。当然，家中继承父业的“老大”，有义务负担弟妹们路费、学费、聘礼、嫁妆等，但祖辈留下来的最根本财产，即地产，没有被分割或分散。不仅贵族家庭如此，农民家庭也是如此。这种“长子继承制”从某种程度上保证了土地资源和财富的集中性，对社会分化起到了重要的抑制作用，因此从一个王国内部来讲，西欧中世纪的社会往往比东方中国的社会要稳定得多，基本上没有出现农民揭竿而起、改朝换代的事情。

　　中国古代社会人口的正常死亡年龄是五十岁至六十岁，而西方则是三十岁至四十岁，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别，其根本原因就是中西方古代医疗技术水平存在差异。中国古代的中医，从孔孟之道的中庸文化中吸取了丰富营养。而所谓“中”，便是不偏激，是人的心平气和的状态。中医不是像西方那样把人分解来看，而是把人当作一个系统来看，这蕴涵着相当的科学道理，比当时的西方医学进步得多。因此祖国传统医学对中国人口的扩大再生产有着很大贡献。

　　在传统农业经济时代里，真正给欧洲人口带来锐减的不是战争，而是“黑死病”，即瘟疫蔓延。1347年开始的这场瘟疫是蒙古军队西侵时带来的，被瘟疫感染者死亡率达到100%！但是，与东方中国人口锐减方式不同，西方瘟疫只导致了人口急剧减少，而没有导致物质财富破坏，它们被保存下来了，并与人口数量达到了一种新的比例上的平衡，这就为西方社会结构大调整准备了物质上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