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积极财政政策和以明显超过“适度”的宽松货币政策两个风火轮的助推下，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出现了明显的企稳和复苏迹象，各方面都给人一种满园春色关不住的气息。

　　进入6月份以来，全社会用电量出现了明显的正增长，摆脱了数月的负增长态势。出口也在6月份出现了明显的增长迹象，商务部副部长易小准日前表示，上半年外贸出口较去年同期下降21.7%，较前5月的21.8%的出口降幅有所收窄，出口止跌迹象显现。在投资方面，房地产领域的投资活动也出现了明显的回暖态势。

　　当前中国经济局面来之不易。为阻止经济持续走弱，中国政府采取了较为“激进”的财政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方面，上半年仅中央财政就投入了5600亿元，而与积极财政政策配套的是，上半年银行投放了近7万亿的信贷资金。如此大的资源投入，才换来当前中国经济回暖。然而，当前经济复苏的持续性仍有待观望，不容乐观。目前推动经济回暖的基础依然不牢固，私人投资依然未能有效激活（除房地产领域之外）；最终消费内需从目前看，也未出现有效启动的明确信号；出口近期虽有止跌迹象但趋势依然不明朗；至于政府投资，许多项目既不创造收入，更难谈利润，且缺乏可持续性。

　　在当前这种复杂局势下，撬动国内消费需求，是一招难走之棋，但同时也是盘活整个经济的关键所在——内需是纲，纲举则目张。那么如何撬动内需？显然，在这方面货币政策难以生效，重任自然落到如何调整和布局财政政策资源等问题上。

　　令人欣慰的是，在7月4日的首届全球智库峰会上，国家发改委收入分配司司长张东生表示下一步国家将从5个方面促进收入分配改革，以拉动消费，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张司长讲话中提到的下一步政策调整方向，可以说是抓住了中国经济的主要症结。笔者认为，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改变居民消费率偏低的局面，首先需要改变的是当前以政府建设型投资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把当前用于建设型投资的政府财政资源重点转向真正有助于改善民生、有助于增强居民消费能力的层面。即当前的财政政策需要的是换档而非加力。世行权威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为34%左右，低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60%的平均水平，甚至低于中低收入国家41%的平均水平。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严重偏低成为中国经济结构最突出的缺陷之一。然而，去年11月份以来的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虽然有相当部分投向民生领域，但从具体的投资项目来看，三分之二左右的资金投入到了所谓的“铁公基”领域，建设型财政特征十分突出。即便是投资民生领域实际上也是以建设投资为主。不论是投向民生领域的还是非民生领域的投资，究竟对撬动消费内需能起多大作用，是令人担忧的。从历史数据和理论逻辑上看，4万亿对消费内需的撬动效用相当有限，甚至还存在对最终消费的挤出效应。

　　一方面，规模巨大的建设型投资本身就占用了政府有限的财政资源。如在财政资源相对稳定下，建设型投资所用的资源越多，公共型和保障性所占用的资源就越少。另一方面，巨额财政赤字刺激计划意味着政府花未来的财政收入来进行投资，赤字越大未来居民的税收负担就越重。显然，当前巨额的建设型财政资源使用不可避免地对目前和未来的居民最终需求产生负面影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每次政府大规模赤字计划背后都不同程度地伴随着居民消费占GDP比重的下降，如1994年前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在50%以上，之后则出现了居民消费占GDP比重的下降到50%以下。同样，1998年为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推行积极财政政策，到2000年之后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再次下降到40%以下，2007年时消费占GDP比重仅有34%。这是否具有确定的逻辑关联，需要进一步论证，但至少目前看来其相关性相当明显。

　　由此笔者认为，当前有效改善中国经济内需不足的短板，从财政政策角度上分析，应该更多地把政府可动用的财政资源转移至能够有效激活最终居民消费需求上来。有关研究报告显示，消费对非生产性投资的弹性为0.6，即非生产性投资每提高1个百分点，消费提高0.6个百分点。这与近年来生产性投资与消费的弱相关形成鲜明的对比。

　　具体政策方面，一是减税，一是转移支付。就目前看，降低工薪阶层的个税负担，加快实行以家庭为单位的综合计征方式，真正发挥个税的收入调节功能；同时降低部分产品的消费税、与消费相关的营业税等以降低居民的消费门槛。就转移支付来讲，中央政府向地方的转移支付更多地向人落实，而非项目，从而使得转移支付能更有效地提高居民消费力，而非政府的固定资产。如转移支付可以以居民医疗福利等保障福利的形式直接落实到人，并通过加强医疗体制改革，放开医疗市场的准入制度等促进医疗事业发展，这不仅降低了居民的医疗支出，从而增强居民的消费购买力，且有利于增强私人资本进入医疗市场，促进医疗事业的发展等。

　　总之，积极财政政策并不是通过加大赤字来进行政府投资，这只是一种表象。在居民购买力不足的情况下，能够有效解决中国消费和投资失衡的财政政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积极财政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