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后世对李白政治才能的否定性评价存在一种误读定势。事实上，李白行为能力结构呈现发散式特征：发散原点是其民生理念与民本思想；发散走向表现在为实现这一理念而选择的具体技术路径。虽然李白的行为能力未能成就其仕宦生涯，但依然为后世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政治文化遗产。

　　【关键词】李白　理想图式　行为能力结构　民生　民本

　　对李白政治才能存在的误读定势

　　“诗仙”李白“主要兴趣在政治”①。他并不十分热衷于诗文一途，赋诗作文往往率性而为，目的似在于为“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及效法前朝谋臣策士平步青云、辅弼帝王服务。奉诏进宫前写作诗文是为了提高知名度与美誉度，经干谒、终南捷径或军幕而步入仕途；供奉翰林期间写作诗文，是为博得皇帝信任，进而期冀皇帝委己以重任；赐金放还后写作诗文是为发泄幽愤，争取再次回到权力核心再为“帝师”。对其平生所作诗文，李白亦不甚重视。虽先后交与魏颢、李阳冰编撰，可到李阳冰之手，已是“十丧其九”（《草堂集序》）②，李阳冰不得不从旁处多方搜求，结果仍然是作品纪元混乱，为后世留下不少谜题。

　　与其个人期望及其文学上的尊崇地位相反，学术界对李白的政治才能多持否定性评价：“但李白到底不是政治家，也缺乏政治家分析形势、判断事理的能力，更没有应付事变、处理复杂人际关系的才能。”此类观点俯拾即是，几成习惯性表述。李白之缺乏政治才能、李白之空怀理想且缺乏自觉，常被视为导致其个人悲剧、家庭悲剧的根源。在儒家道统盛行之世，一度曾有人诗俱废的危机：自元、白始，“渐申杜而抑李”；北宋诸公皆奉杜为正宗，杜之名遂独有千古；明清以降，“千家注杜”蔚为大观，而注李者寥寥。

　　但如果从行为科学角度分析，对李白政治才能的否定性评判其实就是一种误读定势。目前，对李白政治才能的分析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第一，从人格个性与气质等内部归因，认为李白只适宜于“删述”而不适宜从政；第二，从外部归因，李白不具备施展政治才能的客观条件，玄宗晚年不再注重政事，斗志消磨，让开元盛世冲昏了头脑，骄横荒淫、沉溺于酒色温柔之乡，所谓“求贤诏”有名无实；其三，片断性而非体系性地论述其政治理想与政治主张，具体表现为虽肯定其政治主张的先进性，却未能将政治主张与政治才能联系起来分析。因此，以上三端，虽不乏精辟之论，但对李白的政治才能的评价均缺少系统深入梳理的基本前提。拙文拟将李白政治社会理想与政治才能置于李白行为能力结构的框架内系统讨论和考察，希望能对全面、准确、客观地评价李白政治社会理想图式有所助益。

　　李白行为理念与诗文意蕴

　　按照行为科学理论，行为主体行为能力由行为理念与行为表现两个部分共同组成，行为理念同样是行为主体行为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据此，可将李白行为能力结构分解成行为理念即理想图式与操作技术两个层面。进一步研究发现，李白行为能力结构呈现出典型的发散式特征：发散的原点或曰内核是其民生理念与民本思想；发散的走向则表现为处理各种事务必需的技术性操作规范，其中包括处理政治社会事务方面的技能。

　　“诗言志”，“文以载道”。李白诗文所言之“志”、所载之“道”，即我们从其诗文中所感知到的整体意蕴，就是其行为模式所遵循的基本行为理念。它以民生为内核，由其特殊的家族史、成长史、特定时代氛围以及包括西域、巴蜀、荆楚、吴越、齐鲁、燕赵等多种地域文化交互影响而形成。其外在表现为李白毕生对“帝师梦”、“辅臣梦”抱有非常浓烈的激情，其内在结构则由民本观、和平观、自然观、政绩观共同组成。

　　其一，民本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李白行为理想图式以孟子思想为基，“日为苍生忧”（《赠清漳明府侄聿》）、“暂因苍生起，谈笑安黎元”(《书情题蔡舍人雄》)，结合其一以贯之的布衣意识③，乃成就其关注民生疾苦、为百姓乐业安居出谋划策的思想原点和创作母题。《丁都护歌》描述纤夫所受煎熬，揭示了产生这一社会问题的根源；《宿五松山下荀媪家》不仅反映“田家秋作苦，邻女夜春寒”的生活艰辛，歌颂农民“爱客多逢迎”的淳朴品性，也生动地表达了诗人发自内心的感激。李白一生漂泊，于逆旅中熟悉了农夫、渔民、酿叟、戍卒等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咏唱间不再是“谪仙人”似的优越感，而显得平等、自然、融洽和亲切，显示了真诚的认可和拯救的热忱，是他以“济苍生”为己任的政治理想的真情流露。

　　其二，基于民生考量的和平观。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记载，李白曾代皇帝起草《和蕃书》。尽管此文佚不可考，但可肯定，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李白与执政诸公乃至最高统治者态度相左。有唐以降，统治者对外开边未已，内部纷争不断，从而造成巨大的民生灾难。内政上，李林甫当国后，朝政混乱。《通典·公货典》载：“开元之季，天宝以来，法令驰坏，兼并之弊，有逾汉成、哀之间。”天宝八载，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攻破吐蕃石堡，士卒伤亡惨重，而哥本人加官进爵多有封赏，李白愤怒了：“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天宝十载、十三载唐朝两次发兵攻打南诏均全军覆没，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资治通鉴》），李白写道：“借问此何为，答言楚征兵。渡泸及五月，将赴云南征。怯卒非战士，炎方难远行。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困兽当猛虎，穷鱼饵奔鲸。千去不一回，投躯岂全生。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古风》其三十四）这里，李白将矛头直接指向穷兵黩武的最高决策者和屠杀无辜异族民众猎取功名利禄的将帅们。

　　但对于保障民生的反侵略战争和平叛战争，李白却是赞成的。他歌颂边防将士为国艰苦奋战：“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塞下曲》其一）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叛军南下，所到处，烧杀抢掠，民不聊生。李白不仅用诗文表达愤恨心情，更谋求通过参加军幕亲自投身平叛战争。至德二年，57岁的李白应邀加入李璘平叛队伍。永王事败，又应聘入宋若思军幕。61岁时欲再投李光弼军幕、因病半道折还时，他还慨叹：“天夺壮士心，长吁别吴京。”战争总是给社会底层民众带来更深重的苦痛，“静胡沙”反映的和平观，与民本观、民生观是互为表里的。

　　其三，自然观。这表现在两个方面：李白保障民生的“天下致治”的政治理想与崇尚天道自然的老庄哲学相契合；达到政化境界的途径是自然而化，而非急功近利、盲目追求政绩的行为。“遨游乎崆峒之上，汾水之阳。吸坑瀣之精英，黜滋味之馨香。贵理国其若梦，其华胥之故乡。于是元元澹然，不知所在，若群云从龙，众水奔海。此真所谓我大君登明堂之政化也。”（《明堂赋》）李白主张，管理国家应像黄帝前往崆峒山访求“至道”一样，才能将国家治理成“几华胥之故乡”，才能达到“元元”（即百姓）“澹然”无事、归心朝廷的“政化”之境。这表达了道家式的以“自然”、“无为”、“养身治物”以实现“天下大治”的政治理念，与其早年“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政治理想完全一致。

　　老庄哲学崇尚自然，主张顺应和回归自然；荀子继承孔子天人合一思想，主张“天行有常”、“天道自然”，“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循道而不贰”。受儒道学派影响，李白主张遵循自然规律，使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事实上，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数千年来无数哲人共同思考的课题。工业革命后，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得到空前发展，人民生活得到巨大改善，但各地出现的无节制开发与破坏性地利用自然资源的倾向却以牺牲可持续发展为代价，并使人居环境急剧恶化。马克思曾经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类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应该建立起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机制。因此，李白“崇尚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政治理念，具有重大现实价值。

　　其四，政绩观。李白向以轻财重义著称于世，故其政治主张和政绩观具有不崇豪侈与富礼并重的特色。李白以诗仙的直觉接近了一个基本事实：社会财富远未丰富到让上层社会豪赌狂掷、肆意挥霍的程度，只是集中于极少数人之手，贫富分配不均，资源未能合理配置。这是李白以民为本、限制豪强思想的反映。“并庄屈以为心”，他既主张发展经济、给百姓以实惠、让百姓乐业安居，又主张不放任自流、不急于求成，并主张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通过精神修养或谓整体素质的提升实现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实现“青衿向训，黄发履礼。……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权豪锄纵暴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行者让于道路，任者并于轻重……”（《任城县厅壁记》）的治理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