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是宋朝兴起的以复兴先秦儒学为宗旨来实现思想创新的学术思潮。但是，理学家的思想创新主要并不是独立撰写自己的理论著作，而是从事经典的注释。这种通过注经来创建思想体系的方式，必然面临忠于经典文本与实现思想创新的紧张关系。故而，言意之辨便成了重要方法。

　　言意之辨本是指语言符号与思想意义的关系问题，一方面，它是指作者（圣人）能否通过语言符号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另一方面，它又是指读者能否通过语言符号以理解作者的思想。早在先秦时期，《易传》作者在论述言、象、意的关系时，便一方面认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强调圣人之言意不能一致的矛盾；另一方面又肯定圣人可以借助言、象表达己意。《易传》关于言、意问题的说法，正好为理学经典诠释的历史性、时代性双重定向提供方法论依据。强调言、意之间有着内在关联性，有利于面向经典文本的历史性；而强调言、意之间的矛盾性，则有利于经典诠释中根据现实要求而进行思想创新。

　　理学思潮本是一种儒学复兴运动，理学家热衷于对经典的注解和阐释，故而强调言与意的统一性。他们普遍接受了《易传》由言以及象、由象以及意的思想方法。程颐著《易传》时认为，圣人是通过“辞”来表达其“意”的，后来的学者均只能“由辞而得意”，并强调“未有不达于辞而能通其意者”。

　　朱熹继承了程颐由言得意、言能尽意的学术原则，强调“言”是求“圣人之意”的必经手段与方法。他说：故学者必因先达之言以求圣人之意，因圣人之意以达天地之理。经典体系的“先达之言”是求“圣人之意”的必要手段，而“圣人之意”是对“天地之理”的体认，于是，要理解“圣人之意”及“天地之理”，便离不开对经典体系中“先达之言”的学习、理解。所以，朱熹强调对经典的学习必须在语言文字上下功夫：学者之于经，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然必先释字义，次释文义，然后推本而索言之，其浅深近远，详密有序，不如是之匆遽而繁杂也。大抵解经但可略释文义名物，而使学者自求之，乃为有益耳。

　　朱熹是“言能尽意”的坚定维护者和忠实推行者，他本人不仅重视对经典的研读学习，而且在文字训诂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为实现对“圣人之意”、“天地之理”的追求，他在经典文献、语言文字方面做了许多努力。

　　在言意之辨的问题上，理学家还有一个特点：他们都强调言、意之间的差异，言不尽意的方法恰恰又是他们通过诠释经典而实现思想创新的依据。理学的思想创新是在寻求“圣人之意”的名义下实现的。为了达到思想创新的目的，他们必须对经典文献及其历代学者阐述的“圣人之意”作出创造性的理解和解释。因此，他们又必须强调经典文本的“言”与圣人心中的“意”之间的差异与矛盾。于是，追求“言外之意”就成为理学所需要的注经原则和思想方法。

　　宋儒要在经学史上作出重大开拓，必然要在经典诠释上突破原有经典注疏之学的藩篱。宋代兴起的疑经思潮，其实就是经学领域中关于“圣人之意”与汉唐诸儒之言存在矛盾的体现，“言不尽意”的观念隐含在他们对待经学的思想方法方面。宋儒对他们尊崇的“圣人之意”有了一番自己的理解，遂对汉唐建构起来的经学体系进行挑战。宋儒对汉唐经学之“言”的怀疑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对汉唐诸儒所作的注、疏的怀疑，认为这些注疏之“言”没有表达“圣人之意”。其次，是对先儒先贤们所作的传与记的怀疑，孔子之后诸多先儒先贤曾对《五经》作了大量传、记，这包括《易传》、《春秋》三传、《礼记》、《诗序》等。在经学史上，这些传、记向来都具有很高的地位，大多已经等同于经，但宋儒对这些传、记之“言”是否表达圣人之“意”提出了怀疑。其三，对经本身提出了质疑，包括对经文的真实性，经文的作者等问题的怀疑，如宋儒怀疑古文《尚书》是否为真经，《周礼》是否为周公所作。既然经文及作者值得怀疑，那么，其“言”能否表达圣人之意就更值得怀疑了。

　　宋儒认为“圣人之意”、“圣门之微旨”与经典及其传、记、注、疏之“言”存在着差异与矛盾，他们希望能够更直接地理解、发挥“圣人之意”，实现思想学术的拓展与创新。宋学代表性人物朱熹论述了这一看法：然尝窃谓秦汉以来，圣学不传，儒者惟知章句训诂之为事，而不知复求圣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至于近世，先知先觉之士始发明之，则学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为陋矣。

　　朱熹认为，“章句训诂”的“言”与“性命道德之归”的“意”是有差别的，“圣门授受之微旨”并不能依赖文字训诂，还必须借助于内心的悠游体悟，以进入“博厚高明悠久之域”，才能获得圣人之“微旨”。正是由于言、意之间的矛盾和紧张，所以朱熹诠释经典时不仅仅是要求从经典文本上下功夫，还强调要从诠释者“反求诸心”，从自己内心中作体认义理的功夫，以真正把握“圣人之微旨”或“天地之理”。朱熹说：圣贤之言，则反求诸心而加涵泳之功。日用之间，则精察其理而审毫厘之辨。积日累月，存验扩充，庶乎其真有省而孔孟之心殆可识矣。

　　体认“孔孟之心”不仅仅是通过读书，还可以“反求诸心”，通过自我内在的“存验扩充”，从而让自己的心与圣贤的心相感通。而且，朱熹认为在把握圣人之意方面，这种在日常生活中的体察扩充有时比读书更加重要，他说：“学问，就自家身上切要处理会方是，那读书底已是第二义。自家身上道理都具，不曾外面添得来。”他认为在体察圣人之心、天地之理方面，从语言文字上下功夫的读书活动是“第二义”的，而在日常生活实践上下功夫的体察扩充则是“第一义”的。

　　由于朱熹强调对义理的体认要通过“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而不必局限于文字训诂的读书活动，这就使得他对“圣人之意”、“义理之学”的理解充满着思想的、学术的创造性活力。甚至因言、意之间的紧张而普遍疑经时，其疑经的依据往往是他们所体认的“义理”。朱熹在谈到自己疑经的原则和方法时说：熹窃谓生于今世而读古人之书，所以能别其真伪者，一则以其义理之所当否而知之，二则以其左验之异同而质之。未有舍此两途而能直以臆度悬断之者也。

　　朱熹以“义理之所当否”为依据来判断古书的真伪，其原因是他在经典诠释活动中对思想、学术创新的重视和偏爱，他当然希望“圣人之意”的追溯与思想学术的创新能够统一起来，但是，当二者不能统一时，宋儒似乎更加追求为适应社会与时代需要的思想学术创新，所以，他常常把“义理之所当否”作为古书真伪的依据。（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