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似乎同时扮演了大国关系重构的“催化剂”。

　　在这其间，中美日三国百年来的“演义”将遵循历史的剧本，即将呈现一幕最有看点的大戏。中美日三边首次对话已经按下启动的按钮，静待时机，随时登场。

　　6月，是中日第二次经济高层对话、第十次战略对话；7月末，新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将首次在华盛顿举行，而在此之前，是六次中美战略对话和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不久的某个时刻，中美日——总计占有全球40％GDP份额的前三位的经济大国将第一次坐在一起，面对丰富的议事“菜单”。

　　由双边到三边；由过去二人对话的方桌，换成三人“游戏”的圆桌，怎能不引发人们联想翩跹。让我们翻检时事的碎片，拨开历史的叠层，探求这个“新三角”的故事源头。

　　在飞速变化的世界中，似乎任何确定都要被变化所取代，新鲜的思想需要被引入到现代外交的餐桌上。

　　奥巴马已经按下了美俄关系“重启”的按钮。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则告诉美国国会，华盛顿希望看到一个稳定的中美日三边关系。他表示，“整合，防止不确定性，是一个更好的方式。”

　　如今，中国、美国、日本，三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即将坐在一起面对着丰富的“菜单”。而过去双边对话的方桌，现在正要换成三人游戏的圆桌。

　　三边对话，中国不担心“1对2”

　　船桥洋一，日本《朝日新闻》的总编辑，作为一名国际问题专家，他也是日本国内最早倡议“新三边主义”的人士之一。今年2月下旬，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东亚之行抵达日本时，船桥还与报社记者特意就此对她进行了一次采访。

　　《朝日新闻》问：“美国－中国－日本——有些人提议在这三个国家之间启动新进程……也许现在正是三国聚到一起，至少就共同利益和共同关注相互磋商的时候。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想法。”希拉里不假思索：“美国有着在中国、日本和本国之间建立一种合作关系的强烈愿望。因此，我们将征求这两个国家的意见，看看是否有机会展开三边对话。”

　　这一次采访，在媒体上随即泛起了波澜。

　　两天之后，美国前助理国务卿莫顿·阿布拉莫维茨撰文称，奥巴马应邀请中国和日本领导人到夏威夷或者其他地点举行“三国峰会”，共同研究三国间的合作问题，以克服经济动荡，改善东亚的安全稳定局势。作为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局主任，他指出，美国过去一直与中日分别进行双边接触，以为这样可以扩大自身的影响力，“这其实是错误的”，“必须摆脱危险的民族主义观念”。

　　3月5日，《朝日新闻》又发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因中国兴起而变化的基轴》。文章认为，在新形势下，继续以日美同盟“考量世界”“已经没有太大意义”。美国发出的“外交信号”已经表明，美国如今需要的“基轴体制”“不是日美，而是日美中”；这实际上“宣告了日本长久以来念念不忘的日美基轴时代的终结”。

　　实际上，中美日三国建立对话机制的构想，在奥巴马上台前后就在其智囊团中不断被提及。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政策项目主任沈大伟就曾建议，三国领导人应该至少每一年半就聚一次。

　　6月5日，中日经济高层对话的前一天，日本共同社率先披露，中美日三国外交部将于华盛顿举行首次三边对话——约占全球GDP总量40%的中国、美国和日本将举行三国对话，象征着现有的国际秩序即将迎来转机。

　　“其实奥巴马上台之后，基本上很快就接受了中美日三方会谈的建议。”中国外交学院常务副院长秦亚青接受《环球》杂志采访时说。

　　“这次对话应当是中方率先向美方主动提出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认为，“美方又将这个建议转达给日方，日方迟疑了几个月之后，点头说可以。”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2007年，曾有过召开三边对话的提议，但由于当时的韩国总统卢武铉强烈反对，加上美国担心会对六方会谈造成负面影响未能实现。

　　杨伯江说，韩国主要担心中美日三国讨论朝鲜半岛事宜，而作为半岛问题的直接当事国，自己却被排除在外。不过在李明博上台后，随着韩美、韩日关系的改善，韩国的态度有所转变。

　　在官方层次上，关于中美日三边对话的构想，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时任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的提议。当时台海局势紧张，美国派了两个航母战斗群在台湾海峡游弋。

　　“当时中方对三边对话的态度并不积极，因为那时要谈肯定避不开台海问题，而以中国当时的实力、国际地位以及战略心态来说，不可能与美日坐下来谈中国的这个内政问题。”然而时过境迁，新的全球性、地区性问题的突出，要求中美日必须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另外与过去相比，中国也有了战略自信，对与美日对话不再抵触。“伴随综合国力的上升，进行这种三边对话，中国不再担心会处于一种不利的‘1对2’的境地。”杨伯江如是说。

　　6月，日本共同社和《日本经济新闻》先后在报道中说，中美日三国将于7月举行首次三边对话。

　　但接受《环球》杂志采访时，多位专家证实，由于朝鲜半岛的形势，目前三边对话的具体日期仍未确定。杨伯江说，“三边对话需要一个合适的外交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