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社会性、主动进击精神、强烈的帮派意识和角色意识的缺位，这四个特征构成了中国古代游民社会的基本面相，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的走向。

　　中国古代社会是由垂直的等级序列构成的宗法社会，其基础是由士农工商四民组成的。他们的身份与职业是世代相传的，又有大致不变的固定居所，特别是农民，所以这四民又称石民。当人口增加、人地矛盾越来越突出而官府腐败时，往往会发生社会运动，导致社会震荡，这时就会有一部分“石民”被抛出四民之外，成为脱序的人群，其中有一部分就演变成了游民。

　　游民是一切脱离了当时社会秩序的人们，其重要的特点就在于“游”。他们缺少谋生的手段，大多数人在城乡之间流动。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有过冒险生涯或者非常艰辛的经历。在两宋以前，由于经济不发达，城市数量少，所以这个群体以农村游民为主，而且数量少。宋朝是中国经济大发展的时期，城市数量多规模大，因此，大批的游民就集中在城市，他们有属于自己的社会。

　　鲜明的反社会性

　　游民社会的第一特征是鲜明的反社会性。宗法农民的社会特征就是要求社会稳定，因为他们在宗法社会中生活。中国古代拥有土地的农民都是以吃饱饭为目的的，所以中华民族历史上很少有宗教战争，很少为了意识形态打仗。中国社会的反抗斗争尤其底层的反抗都是为了吃饭问题。所以当宗法农民、底层社会有饭吃的时候就不一定反抗，更不可能酿成大的农民战争。

　　过去有一句很流行的话说“有压迫就有反抗，有反抗就有武装斗争”，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有压迫已经好几千年了，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有了阶级就有了压迫，也有了剥削，但有压迫有剥削不一定就有很强烈的反抗，只要还有一口饭吃，能够生存下来，就酿不成很大的反抗斗争。最后凝结成为武装斗争，闹的乱子特别大的一定是有一个大的游民群体产生了。

　　为什么秦朝十几年就灭亡了？就是因为当时中国总人口只有大概2千多万人，却把好几百万的劳动力从农村调出来去修陵墓、修长城，从事各种无偿的劳役，而且迟到了还要处以死刑。这样的一些人实际上就是从宗法社会里出来，没有出路服劳役是死，举大旗也是死，于是他们就走上了武装反抗的道路，酿成了秦末的农民大起义。

　　仔细看这些农民起义的骨干力量，实际都是脱离了宗法的农民。比如陈胜、吴广最初就是脱离了宗法，《史记·陈涉世家》说陈胜“尝与人佣耕”， “与人佣耕”就是出卖劳动力的雇农。陈涉在“与人佣耕”的时候就说“苟富贵，无相忘”，只有当他脱离了宗法才有这样的想法。从这些情况也可以看到，这些人就是因为脱离了宗法制度，又没有别的活路，所以就起义了。

　　所以游民的第一个特征就是鲜明的反社会性，因为他们两手空空，一无所有，想要生存和发展就只有求之于社会动乱，因为只有在社会动乱中才容易改变他们的处境。例如《沙家浜》中胡传奎就是典型的这种人，唱的是“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