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政策与美国民族主义有着内在的关联。作为民族“熔炉”的美国，其实是一个民族主义色彩极其强烈的国家。美国的民族主义，除了具有其他国家民族主义通常都具有的特点——追求国家的独立、安全、荣誉与强大之外，还有其鲜明的特征，而正是这些特征，使美国的外交政策表现出自身的独特性。

　　把“改造”世界和“拯救”人类作为自己的重要目标，以普世主义掩饰其追求国家私利的行为

　　美国民族主义的目标不仅仅是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强大，还包括在全世界推广和实现美国的价值观与理想，这一点与其他国家颇为不同。绝大多数国家通常是通过赞美自己的文化和强化自己的独特性而非捍卫某种普世价值观来构建自己的民族主义，而美国民族主义却在相当程度上根植于那些美国宣称所要捍卫的普世价值观——自由与平等。本来民族主义一般以追求本民族实际利益为自己的目标，但美国的民族主义却把“改造”世界和“拯救”人类作为自己的重要目标，看上去比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更愿意承担所谓的“世界责任”，以令其他国家效仿美国。但在许多人看来，美国民族主义中的普世主义成分不过是对其追求国家私利的一种掩饰，美国的民族主义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与其他国家并没有什么两样。实际上，正如斯坦利·霍夫曼所说，通常的情况是“外国人相信美国的政策完全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即使有的时候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而美国人则相信他们是在服务于世界的利益，即使有的时候他们可能主要是为了促进自己的利益。”这一说法应该说还是比较客观的。正因为美国的民族主义具有较强的普世主义色彩，美国外交政策除以其他国家惯常使用的民族主义语言如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等来辩护和论证外，更多的是用一种普世性的语言，特别是一些具有普遍价值的原则和口号，如捍卫自由、推广民主来论证其合法性。这一点显然与其他国家颇为不同。

　　具有福音布道式的冲动与狂热，因此是一种自我伸张的民族主义

　　由于美国民族主义的清教起源，美国民族主义比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更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强烈的宗教意识致使美国的民族主义具有福音布道式的冲动与狂热，因此是一种自我伸张的民族主义。罗杰·S·惠特科姆曾经指出，美国民族主义“具有一个强大意识形态教条的所有特质：使命意识，历史必然性和布道狂热”，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在20世纪下半叶的大国中是最具意识形态色彩的国家”。在与其他国家交往的过程中，美国除了追求自身的利益和荣耀外，通常还追求改变其他国家的思想、信仰和生活方式，而避免实施领土征服。以追求意识形态对全世界的主宰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对于20世纪的国际关系曾经产生深刻的影响。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干涉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宗教意识形态的表征。二战后美国之所以会走上全球扩张之路，仅仅从地缘政治扩张的角度上是难以解说的。利用战后独一无二的巨大经济、军事力量和文化感召力，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美国的价值观与理想，是美国战后推行扩张主义外交政策的主要动力之一。在美国人看来，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时期像战后初期那样，为美国提供了最佳的实现其国家目标的机会，并如此需要美国承担其领导自由世界的责任来抗击所谓“集权国家”对自由的进攻。依靠意识形态以及宗教使命意识建构国家认同的国家，必然在外交实践中表现出意识形态的狂热。在这一点上，其实美国与苏联颇有共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