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杭生(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我国社会面临的挑战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全球共同面临的“人类困境”的挑战，一类是中国社会发展和转型所面临的特有的挑战。

　　“人类困境”这个术语，出现在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一书中，主要指“当代到处存在的不稳定性”，也就是现代风险。当代社会和谐不同于传统和谐之处之一，就是与世界性的人类困境联系在一起。“人类困境”有多种表现形式，例如，SARS、甲型H1N1流感那样的新型疾病，不知何时到来的恐怖威胁，全球性的认同危机等。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使我们又一次见证了这种人为造成的“人类困境”给人类自身社会生活带来的巨大威胁。今后，可能还会有人们如今尚难以想象的、形形色色的新“人类困境”出现。

　　中国的社会发展和转型，不仅要有效应对世界性的“人类困境”，而且必须有效处理种种特有的挑战。从社会学视角看，与社会建设、社会发展、社会转型紧密相连的特殊挑战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简称“六大挑战”：第一，在市场经济陌生人的世界建立社会共同体的挑战;第二，在价值观开放多元的时代促进利益共同性的挑战;第三，在社会分化加剧的形势下落实公平正义的挑战;第四，在社会重心下移的情况下大力改善民生的挑战;第五，在发展主体总体布局上理顺三大部门关系的挑战;第六，在生态环境恶化情况下建设“两型社会”的挑战。这些挑战无疑是更经常、更具有基础意义的。所有这些挑战，归根到底都与社会资源——包括“硬”资源和“软”资源是否合理配置和分配有关。我们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社会风险，都这样那样地与上述六大挑战有关，或者说是某一或某几种挑战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