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社会秩序研究是社会思想家和社会学家研究的重要主题。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光辉历程———经济生活的快速发展、社会面貌的日新月异，为社会秩序研究提供了鲜活的现实素材和深厚的实践基础。正因为如此，近些年中国社会学界对社会秩序的研究方兴未艾。在今天社会转型日益推进和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深入研究社会秩序具有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切实的理论指导的重要意义。为此，本期学术笔谈组织刊发三篇探讨社会秩序的学术文章，以期对推动社会秩序研究进而推动社会进步有所助益。

　　展开中国社会秩序研究的新视野

　　刘少杰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日新月异的深刻变化,不仅经济快速增长、社会发展程度迅速提高,而且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复杂变迁。明确认识和正确概括经过30年发展历程形成的中国社会新秩序,既是对改革开放成功实践的经验总结,也是对中国社会取得更健康发展的理论引导。

　　改革开放构造了中国社会新秩序

　　社会秩序是指社会生活相对稳定而协调的存在状态。社会学自其诞生之初就把社会秩序作为自己的核心问题和根本追求,中外社会学家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从不同角度对社会秩序问题开展了大量研究,为研究因历史条件变化而呈现新状态的社会秩序留下了十分珍贵的理论遗产。

　　在各种流派的社会学文献中,社会秩序都既是一个对现实相对稳定协调状态的描述性概念,也是引导社会生活走向进一步持续发展的理想性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近几年中国社会学界发表了一些关于社会秩序的研究成果,其中有些成果真实地反映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呈现的新状态、新趋势。不过,应当承认,同持续多年的社会学热点———社会转型研究相比,关于中国社会新秩序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当然,就其实质而言,社会转型研究也是对社会秩序的一种研究。区别不过在于,在社会转型的名义下,人们更加重视的是从一种社会秩序向另一种社会秩序的转变;而在社会秩序的名义下,人们更加重视的是社会转变成一种什么样的存在状态或稳定状态,亦即形成了何种新秩序。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成功的一次社会改革实践。其深刻性在于,改革开放实现了中国社会在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等方面的总体变迁,社会生活在利益关系、身份地位、阶层划分和思想观念等方面都发生了空前深刻的变化;其成功性在于,改革开放同时也是一场卓有成效的社会建设,城乡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行为,都在不同程度上呈现了许多健康向上的新模式和新面貌,也就是说,改革开放构造了中国社会的新秩序。

　　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说改革开放构造了中国社会新秩序,并不等于说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秩序是一种旧秩序。应当肯定,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从城市到农村都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城乡社会生活呈现出同旧中国完全不同的新面貌、新秩序。然而,从1950年代后期开始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特别是1966年开始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不仅严重冲击了新中国的社会秩序,而且也抑制了中国社会的活力。改革开放针对因“左”的错误干扰而造成的种种弊端,拨乱反正,使中国社会重新焕发活力,特别是突破了僵化保守的计划经济体制,实施了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促进社会流动和市场竞争的制度安排,逐渐形成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动态开放的社会新秩序。

　　改革开放构造的中国社会新秩序,已经引起了很多西方学者的关注,特别是在最近这场猛烈的席卷西方各国的金融风暴中,西方学界和政界的很多人士都明确承认,当代中国社会确实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具有特殊根据的社会秩序。应当看到,源自美国的金融风暴对中国经济也造成了强烈冲击,并且在外贸出口等方面遭受了严重损失,但中国经济以其强大的潜力不仅坚强地抵御了金融风暴的冲击,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都表现出持续的稳定性,而且有可能率先摆脱阴影且逐渐走向复苏,对世界经济形势好转做出重要贡献。

　　成功的社会实践一定会形成稳定协调的社会秩序,而基于成功实践和稳定秩序一定会构建出重要的新社会秩序理论。社会学史中各种流派的社会秩序理论,都是在特定的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的。迪尔凯姆论述的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转化的社会秩序,韦伯论述的新教伦理同资本主义精神亲合而成的理性化社会秩序,都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或工业化实践基础上展开的。同迪尔凯姆和韦伯所面对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实践相比,中国改革开放给经济社会带来的变化更加深刻,形成的社会新秩序也更加明显、更加稳定。所以,立足于改革开放这场成功实践之上,中国社会学也一定能够构建出新的社会秩序理论。

　　研究中国社会新秩序的理论视野

　　改革开放是一场具有积极开拓性和崭新创造性的社会实践,在其之上形成的新社会秩序,也一定具有与在其他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社会秩序不同的特点。因此,欲真实而正确地把握改革开放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社会新秩序,就必须以崭新的理论视野观察它的展开形式与复杂内容。

　　改革开放的主战场在经济领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是改革开放最成功的实践成就,并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巨大成就扩展在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种层面。因此,改革开放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不仅是中国社会新秩序的中心内容,而且也是中国社会新秩序的基础支撑。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新秩序,必须同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紧密联系起来,否则,社会学对中国社会新秩序的研究就不能抓住中心与根本,就有可能重陷社会学研究边缘化的困境。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论是其制度体系的建立还是其存在规模的发展壮大,都同自由主义经济学论述的那种自发生成过程不同,它是在执政党和各级政府领导下,高度重视基层组织与基层社会成员自发创造性的理性构建过程。所以,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以及建立于之上的整个社会秩序,都应当从党与政府的理性建构性同群众感性自发性的统一进行观察思考。单纯从理性设计还是单纯从感性自发来分析中国的市场经济秩序与社会秩序,都是一种片面性。

　　执政党和各级政府对建立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领导,又是以思想解放为前提的。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到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经济,以及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坚持科学发展观等思想观点,这一次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和新观念、新理论的建立,都直接推动了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生活秩序的改革与完善。因此,为改革开放奠定思想基础的历次思想解放,都不仅仅是思想领域的活动,它同时也是现实的实践过程或经济社会的建设过程。改革开放的每一次重大突破和重大成就,都蕴含着旧观念的突破和新思想的创新。所以,不能忽视思想观念特别是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建设中的指导作用。

　　在改革开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社会新秩序,还同中国社会延续几千年的传统秩序发生各种联系。无论是错综复杂的社会制度体系,特别是其中作为文化传统存在的风俗、习惯和习俗的非正式制度,还是人们在不同生活层面上形成的社会行动方式,都是通过文化传承而不断延续的过程。中国社会的新秩序,并没有同中国社会原有的社会秩序截然断裂,梁漱溟论述的亲情理性、伦理社会,费孝通论述的差序格局、礼俗秩序,在当代中国社会仍然根深蒂固,切不可以为30年的改革开放就可以把这些延续几千年的传统一下子铲除。

　　强调中国社会新秩序同中国传统秩序的联系,并不排斥在一个广阔的视野里把握中国社会秩序的变迁。应当充分认识到,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的不可回避的宏观背景,特别是不断推进的对外开放,更加决定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要面临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经济全球化不仅改变了全球社会秩序,而且也通过互联网、影视媒体等传播途径,无孔不入地进入各民族社会生活的各种层面,冲击甚至改变了各民族的社会秩序。开放的中国必然有开放的社会秩序,应当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把握中国社会内部秩序与外部秩序的相互作用与综合效应。

　　研究中国社会新秩序的方法原则

　　实证方法是社会学研究各种社会问题的主要方法之一,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的新秩序也离不开实证方法。脚踏实地、深入实际,以真实的经验事实为根据描述社会现象的存在状态和展开过程,力求给出客观而符合实际的说明,这些都是社会学实证方法的可取之处。30年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变化是深刻而广泛的,如何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生活中发现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一定要利用强调科学精神的实证方法。因为就本质特征而言,研究社会秩序实质是在发展中发现结果,在变化中寻找稳定,在不确定性中揭示相对确定性,而这些正是实证原则或科学精神所追求的。

　　在利用实证方法研究中国社会新秩序时,应当避免实证方法简单化和片面化的倾向。在一些坚持实证原则的文献中,可以发现研究者仅仅对某些社会现象做出表层描述,或仅仅对某种社会问题做出一些对策分析,以为这就是精致的实证社会学研究。事实上,这种研究放弃了实证社会学在其经典时期形成的一些基本原则,例如经典实证社会学提倡的在经验观察基础上做出深入的理论概括,通过对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的概括分析,揭示其中相对稳定的制度规范或制度模式,以此来引导社会发展、实现社会生活理性化,这些实证研究不可或缺的基本原则,在某些研究中常常被淡忘了。

　　尤为重要的是,那些对实证社会学的发展做出贡献的社会学家们,从来没有因为他们张扬客观立场或科学原则而放弃对价值理想和生活意义的追求,孔德关于开展道德教化、构建社会生活稳定秩序的主张,迪尔凯姆关于提倡集体意识、促进社会团结、抵制极端个体主义的主张,都说明实证研究不可能同价值评价和人文追求分离对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精通实证原则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在晚年不断呼吁要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要在对社会事实的观察思考中坚持价值评价和理想追求,要研究精神世界、主观世界和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要在中国社会特有的存在结构、运行机制和展开方式中揭示中国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的深层原因。

　　费孝通晚年高度重视解释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因为解释社会学的方法原则在很多方面有益于克服简单化的实证研究的片面性。如果说某些实证社会学研究最突出的片面性是过度地强调了客观性原则,而解释社会学正是针对这种片面性而提出了充分重视主观性的原则。概言之,解释社会学同实证社会学的对立,是主观原则与客观原则、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价值评价与事实描述、理想建构与现存分析的对立。这些对立最尖锐地表现在,凡是实证社会学当作“物”来分析的社会现象,解释社会学都强调一定要在其中看到“人”。然而,从经典到现代,解释社会学与实证社会学关于社会现象的本质是“人”与“物”的永无休止的争论,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实践立场中却可以找到正确的答案。

　　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最基本的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观察社会生活、回答社会问题的最基本的方法原则。从实践立场出发,就是根据实践的本质,坚持在人的活动与社会结构、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理想建构与事实分析的统一中开展社会学研究。

　　坚持实践的观点,对于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新秩序更加重要。中国社会新秩序是改革开放成功实践的产物,而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人文与科学的辩证统一过程,以改革开放为基础形成的中国社会新秩序,就是这些因素在改革开放中实现辩证统一的结果。因此,必须根据改革开放这一成功实践的本质特征来观察和思考以其为基础的中国社会新秩序。具体说,就是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从实践的立场、根据实践的原则来分析由改革开放实践造就的中国社会新秩序。

　　实践的观点还要求坚持对事物开展辩证分析的立场和原则,这一点对于研究中国社会新秩序也是不可缺少的。充分肯定中国社会新秩序,并不意味着认为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完全和谐状态。虽然中国社会新秩序是一种稳定协调性,但这种稳定协调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中仍然存在各种社会矛盾或不稳定因素,甚至还可能存在以表面稳定掩盖矛盾冲突的虚假秩序。所以,应当坚持实践观点的辩证分析原则,不是仅仅停留在对社会秩序的观察描述层面,而要努力透过社会现象去抓住其本质,在批判不合理性中追求合理性。

　　实践的观点还要求研究中国社会新秩序不能仅仅停留在宏观概括,而应当在特定的实践场域和历史条件中,具体地把握那些不同层面、不同形式的社会秩序。单纯对个别事件的描述性研究缺乏普遍意义,因而一定缺乏扩展性和社会价值,但是仅仅停留于一般模式的概括也往往是脱离实际的空泛议论。应当在社会的各种层面、各种领域观察、分析和概括中国社会新秩序的具体形式与特殊内容。在对大量具体社会秩序的观察思考中总结作为整体存在的社会秩序,实现对中国社会新秩序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认识。(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