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基本判断”

　　关于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党群关系发展的具体背景，笔者有四个基本判断。

　　第一个判断是“两个三十年”。前三十年为“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后三十年为“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

　　第二个判断，在前三十年，中国共产党虽然夺取了国家政权，但无论是指导思想还是执掌权力的方式都没有脱离“革命党”的思维，所以尽管拥有执政党的身份，但却仍然是“革命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在后三十年，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巨大转变，即从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了自1949年拥有执政党身份以来第一次真正由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政党转型阶段。

　　第三个判断，改革开放是从政党转型开始的，政党转型推动了社会转型。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进入新阶段，而新阶段又对执政党转型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改革开放以来的党群关系实践在政党转型与社会转型的互动背景下不断发展。

　　第四个判断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党群关系问题主要表现为各种社会问题，而这些社会问题若处理不及时或不当则可能变成政治问题。基于这个判断，思考党群关系问题除了借助于政治学的分析工具外，也必须借助于社会学的分析工具。

　　“五个基本特征”

　　从政党转型的角度看，六十年党群关系可以分为两大时期，即革命党思维的时期和执政党思维的时期，分别对应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党群关系各有特点。

　　革命党强调阶级基础，执政党既要求巩固阶级基础，也要求扩大群众基础。改革开放前，由于以阶级为标准进行社会分层，革命群众主要有工人、农民、解放军等，不包括城乡之间的“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身份，他们属于被专政的对象，党群关系以阶级关系为基础，相对单一。改革开放后，随着利益的分化以及在利益异质化基础上开始形成阶层分化，有学者提出我国目前有10个阶层，也有国外学者对中国农村社会群体划分为12个阶层。随着利益分化、阶层分化，人民群众的价值观也进入了“多元化”时期。所以，如果说革命党强调阶级基础，执政党时期既要求巩固阶级基础，也要扩大群众基础。

　　革命党的组织具有扁平化特征，便于深入群众；执政党的组织具有科层化特点，容易脱离群众。作为革命党，由于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更看重平等的革命价值以及从现实斗争环境中获得的生存经验，所以党的组织更加扁平化，使其反应灵活、决策迅速、容易生存于群众之中。一个受革命党思维影响的党，即使在其执政以后，仍将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打破”事实上的科层化，遏止官僚主义，拉近与群众的距离。而在确立执政党思维以后，制度建设将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工作，其中科层化是制度建设的主要方向。在科层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官僚主义，而这是隔离党群关系的重要原因。

　　革命党强调党的意识形态革命化、理想化；执政党具有意识形态的理性化、现实化倾向。意识形态的理想化主要表现在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精神，而革命浪漫主义的直接后果就是强烈的意识形态理想化色彩。意识形态的理性化主要表现意识形态服从于对经济生活的解释，强调建立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所以，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重新认识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确立了 “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

　　革命党强调“斗争”哲学；而执政党则强调“和谐”哲学。“斗争”的哲学是革命党的生存哲学，所以即使在夺取政权以后，“斗争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斗争”，“不断扩大和提高斗争”的思维惯性依旧延续，甚至发展到提出“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不斗则修，不斗则垮”、“斗则进，不斗则退”，反复批评“无冲突论”、“消极平衡论”、“三和一少论”等。就这样，一步一步把中国推向“横扫一切”、“天下大乱”、“大乱求大治”的“文化大革命”。而作为执政党，必须回归和谐的社会主义本质，建立党群和谐、干群和谐、群众与群众和谐的党群关系新目标。正如胡锦涛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的：“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