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近代中国狂飙突进的时代中，先进的知识分子蒿目时艰，抱忧国忧民之心，怀救时救世之志，凸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中隐藏着焦灼的求变心态，在西方文明强势输入的历史语境下，求变心态彰显出向西方文明体制靠拢的倾向。先觉者在用西方的科学理念开拓兴国之路的实践中，流露出鲜明的落后焦虑心态，它恰如一针强心剂，延展了求变视域，加载了责任重负，磨砺了坚志诚心，谱写出先觉者的崇高人格和蓬勃心性。

　　关键词：忧患意识；　 求变心态；落后焦虑　  　　

　　忧患意识，就是居安思危或危中求变的表征，它以危机感为基础，寄托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每当国家多难，民族危亡之秋，正是人们忧患意识凸现的时候。时逢晚清，社会经历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曾经在历史上叱咤风云、独步一时的祖国，每况愈下，积贫积弱，外患交逼，政治腐败，民生凋敝，哀鸿遍野。面对祖国的恶劣现状，知识分子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他们立于时代浪尖之上，抱忧国忧民之心，怀救时救世之志，嘶裂呼号，呕心沥血，凸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

　　1.忧患意识的抒发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祖国处于亡国灭种的危机时刻，近代爱国者为祖国的命运和前途忧心如

　　焚。林则徐一生在忧愤中度过，他目击鸦片的危害，主张严厉禁烟，他给道光皇帝上书时满怀忧虑地指出，“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充饷之银”[1]，以悲痛的言说给统治者以警示，焦灼的呼号中隐蕴着忧虑。甲午战争的失利，使民族危机雪上加霜，为此谭嗣同发出“世界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悲壮哀鸣，置疑声声，心志诚诚，一片赤子之情袒露无遗。在维系民族存亡的尖峰时刻，莫大的忧患，升腾为一片救亡图存的呼号。康有为痛哭祖国的不幸“已达极度悲惨的境地，再不大声疾呼，擂鼓长号，奋发图强，则是真死矣亡矣不可救矣!”[2]梁启超多次呼吁：“敌无日不可以来，国无日不可以亡，数年之后，乡井不知谁氏之藩，眷属不知谁氏之奴，血肉不知谁氏之祖，魂魄不知谁氏之鬼……不亦哀乎！”[3]忧患意识凝聚着知识分子的道德意识和文化情结，隐藏着焦灼的求变心态，激发知识分子积极寻求强国之路，扭转脱轨状态，更新紊乱秩序，构筑健康体制。

　　2.求变心态的彰显

　　在民族一步步跨入屈辱深渊的间隙，中西关系突破了常态，固步自封的模式被摒弃，取而代之的是，西方文明的强势输入，在中西关系大变动的历史语境下，先觉者的求变心态彰显出向西方文明体制靠拢的倾向。林则徐、魏源是学习、取法西方的先驱和开启者，他们提出“师夷之长技”的全新主张。林则徐从领导禁烟、抗击英军人侵以及鸦片战争挫败的教训中体验到异域器械的精良，他主张了解西方国家，学习、效法西方的长技，发展工矿业，筹建海防。魏源是“更法”论者，更是“借法”论的首倡者。他面对“千年之变局”，冲破“夷夏大防”的顽固传统思想，发出非同凡响的时代强音：师夷长技，学习西方。借法自强的观念衍射到随之兴起的洋务运动，奕忻声称“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4]。曾国藩进一步提出“资夷力”、“师夷智”、“精通其法”以“徐图自强”的主张，并首创军械所、机器局，发起洋务自强运动。甲午战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政治舞台。康有为、梁启超以资产阶级的民权观、自由观抨击专制主义的君权神授、三纲五常，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敲响了救亡图存的警钟。他们提倡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以扭转封建专制体制，革新的取向是以西方的政治构建为效仿的模本。在时代的转型关口，当与世隔绝的孤立状态被攻破后，国人的妄自尊大、蒙昧无知的落后观念受到了冲击，一批比较清醒的知识分子开始放眼世界，了解、研究域外情势，体悟到东西方文明的鸿沟，在矢志报国的召唤下将救亡诉求投向了西方的文明体制。

　　3.落后焦虑的谱写

　　忧患意识的激发、中西文明的差距使知识分子萌发了向西方学习的观念，西方文明在知识分子心目中成为科学和进步的标志，他们寻求救国之路的征途也就衍化为向西方的科学文明靠近的过程。然而，知识分子在用科学理性精神开拓兴国之路的实践中，流露出鲜明的民族落后心态，天朝大国的泡影被击碎，在被置放于世界的宏阔体制规范下，民族的沉疴病诟昭然若揭，西方的神圣光环绚丽夺目。

　　林则徐早在广东禁烟期间，就摆脱了封建士大夫盲目虚骄的心理，“日日使人刺探夷事，翻译夷书，又购其新闻纸。”[5]在抗敌的第一线强烈体验到我方的“器不良”和“技不熟”。魏源则较早地认识到以西洋器械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优越性，他总结出“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6]并愤而著《海国图志》，强有力地冲击了闭塞态势。由于魏源总体上掌握了世界政局分布，所以他首先让世人认识到中国在世界上的地理位置，继而又介绍了世界国家分布，中国人通过它的介绍，方才从茫然状态中醒悟，世界并不是自己所想象的格局，竟然有那么多的国家和民族，其中绝大多数从古不通中国，与中国没有藩属关系，中国对它们来说并没有建立起“天朝上国”的威望。这些内容强有力地冲击了中国人“天朝上国”的观念，促使强国心态走向崩溃。魏源详尽介绍了美国的联邦制、总统制和议会制，中国人通过其介绍，看到了皇权专制行政官僚体制并不是最好的政治体制。《海国图志》广泛地介绍了各国的经济状况，还特别详尽地介绍了英国的工业经济，中国人从这里看到了另一种先进的经济体制。正是从对中国与西方列强的比较中，“大国”观念更新，“弱国”观念产生。中国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但经济力、军事力、文化力都远逊西方，先进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当时的中国仍然是“穷国”和“弱国”，洋务派也正是亲身感受到中国和西方列强在军事实力上的悬殊，领悟到西洋落地开花炮的惊心动魄。李鸿章崇尚西方科技，尤其是兵器，他指出：“中国在五大洲中，自古称最强大，今乃为小邦所轻视。练兵、制器、购船诸事，师彼之长，去我之短，及今为之，而已迟矣。若再因循不办，或旋作旋辍，后患殆不忍言。” [7]此番言论来自于他的亲身实践，1862年，他到上海与外军一接触即感叹：“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冯桂芬坦率地承认中国“实不如西洋”，他的“人天弃才不如夷，地天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言论摹刻出中西交锋机缘下官僚士大夫的危机意识和潜在的自卑心理。

　　严复深层地认识到，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的失败，不完全是物质、技术的落后，更主要的在于全民族精神的颓败。他列举中国社会上自官吏、士大夫，下至普通人的贪污、昏乱、自私，指出目前的中国“民智已下矣，民德已衰矣，民力已困矣。”“今夫中国人与人相与之际，至难言矣。知损彼之为己利，而不知彼此之两无所损而共利焉，然后为大利也。”[8]13严复从中西历史对比的角度，揭示了中西对待古今的不同态度，“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治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社之极则。”[8]1“好古”心理在君臣治国的行政层面体现为因循守旧，“陛下之所以为治，与诸臣之所以辅治，不过近考祖先之成宪，远稽古圣贤人之所垂著，详择其中以措之于政而已。”[8]67到教育层面，“一切皆资于耳食，但服鹰于古人之成训，或同时流俗所传言，而未尝亲为观察，使自得也。”[8]281，旧规陋习，陈陈相因，代代相传，“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如其所以是”[8]29。严复对西学的谙熟使他始终能够在中西文化的比照中思索中国的国民性，深切地感受到国人精神的涣散衰颓，道德心的沦丧，生活态势的惰性，视焦集中于国民心态结构的失衡和生命谱系的委弃。

　　维新派的代表梁启超倾心于西方的共和政体，深感封建专制政体与时代的脱节，西方体制的熏染唤起了他对专制主义王权制度的清醒审视，“自秦迄明，垂两千年，法禁则日密，政教则日夷，军权则日尊，国威则日损。上自庶官，下自亿性，游于文网之中，习焉安焉，驯焉扰焉，静而不能动，愚而不能智。历代民贼，自谓得计，变本而加厉之。……于是昔之所以防人者，则适足为自敝之而已。”[9]梁启超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点上体察中国的国情，号召在中华大地建立新的政治体制，他以一个启蒙思想家的理性态度，清醒地意识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与中国国民的精神状态之间的巨大差距，并以犀利睿智的眼光透视出国民性的症结，洞察到国民的劣根品行，倾吐了民族的落后诱因。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国民十大元气论》：“太息痛恨于我中国奴隶根性之人何其多也”，“此根性不破，虽有国不得谓之有人，虽有人不得谓之有国”[10]，1903年，在《论中国国民之品格》一文中，他列举了国民品格的四大缺陷，即爱国心之薄弱、独立性之柔脆、公共心之缺乏、自治力之欠缺，导致民主共和制在中国难产，丧失了依存的根基。在《新大陆游记》中，他通过中美两个民族特点的比照，认为与美国民众的爱国、自律、公德优先的公民意识相比，中国人是“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无高尚之目的”，不仅如此，由于传统政治文化的消极影响，还造成了国民社会责任感和公共观念的缺乏，即公德心的缺失，“我国人所以至今不振者，一言蔽之，曰公共心缺乏而已。”“不闻有国家，但闻有朝廷”，国家成为一姓之私产，遂使一国之民，不得不自居于奴隶，“性奴隶之性，行奴隶之行”[11]。奴隶性导致政治热情的缺失，责任心、义务感的淡漠，公共事务的趋避，既无自治之力，亦无独立之心，使人“依赖之外无思想，服从之外无性质，谄媚之外无笑话，奔走之外无事业，伺候之外无精神”[12]。推而普之，国民日益愚昧，民族渐而式微，肌体逐趋腐烂，国将不国也！梁启超的变革思路是将国民的精神状态、道德品质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沟连于一体，在思路的阐发中渗透出浓厚的落后焦虑意识，国民的劣根性被置放于言说的框架体系内，在西方理性之光的参照下，这种混沌的精神状态尤为醒目，映衬出民族体制的积弊。梁启超在致力于新国家建设的预想中，开启了启蒙国民素质、强化灵魂塑造之路，征途中隐含了民族落后的焦灼心态。

　　国殇浪尖，知识分子负载着忧患意识，跳出了华夷之辨，以世界为参照系，考虑中华民族的球籍。西学东来，宿儒瞠目，晚清的爱国者没有裹足而发思古之幽情，独坐而渲忧愤之慨叹，而是积极入世，慨当以慷，寻求御侮之道。在向世界文明潮流的迎合中，落后焦虑心态浮现在历史的地标界面，不合节拍的跃动使先觉者陷入前所未有的失落、困惑和茫然，彰显出力不从心的窘迫。但落后焦虑心态预设了二律背反的价值取向，它恰如一针强心剂，延展了求变视域，加载了责任重负，磨砺了坚志诚心。近代爱国知识分子在救亡中虽有无数次悲壮的失败，但没有一次是绝望的结局。他们忍辱负重，筚路蓝缕，在严酷现实中不甘屈服而坚持抗争，不甘沉寂而力争奋发，不甘沉沦而努力进取，有力地冲击了传统文人悲观厌世的消极情绪、患得患失的戚戚之心、杞人忧天的靡惘习气。落后焦虑意识所催生的求变心态化为抗争的勇气、奋发的斗志，谱写出先觉者的崇高人格和蓬勃心性。

　　基金项目:宿州学院硕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王国维启蒙思想中的非理性主义倾向（项目编号：2008yss09)

　　作者简介:朱妍（1982-），女，山东临清人，硕士，助教，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参考文献】

　　[1]陈锡祺.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71

　　[2]汤志钧.康有为政治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85

　　[3]梁启超.南学会序[A].吴嘉助，李华兴.梁启超选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47

　　[4]奕忻.总理事务衙门奕忻等折[A].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C].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83：14

　　[5]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A].魏源集（上册）[C].北京：中华书局，1976：27

　　[6]魏源.筹海篇三[A].魏源集（上册）[C].北京：中华书局，1976：81

　　 [7]成晓军.洋务之梦—李鸿章传[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124

　　[8]王栻.严复集（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9]梁启超.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A].梁启超选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27

　　[10]梁启超.国民十大元气论[A].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C].北京：中华书局，1989：65

　　[11]梁启超.新民说·论国家思想[A].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C].北京：中华书局，1989：15

　　[12]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A].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 [C].北京:中华书局，198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