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主办，北京市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传播基地承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新中国首都建设60年理论研讨会综述"9月23日在北京市稻香湖酒店隆重举行。来自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行政学院、国防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部分领导和李君如、满运来、章百家、周天勇、秦宣、张彬、许耀桐、陆学艺、辛向阳、梅松、李建盛等理论研究与宣传界的10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会议由北京社会科学院院长刘牧雨研究员主持。

　　与会者围绕新中国6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党的理论创新的探索实践与基本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回顾与未来展望， 60年北京经济建设、文化发展的思路演变与成就评价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一、 6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教授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这60年，我们在党的杰出领导下，艰辛探索，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大转变，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中国能够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决非我们的主观愿望所决定的，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我们党在这一伟大的转变中所采取的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措施，就在于我们的主观能够尊重客观的社会发展规律，符合客观实际的特点和要求。二是开辟了一条能够使中国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今天的中国，由于找到了能够使中国实现民富国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得我们能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两件大事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正确道路的实质，是既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又符合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选择的道路是否正确，要看它是否既符合这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又符合这个国家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做到这"两个符合"，在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必须既坚持从实际出发，又坚持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这"两个出发点"，内在地包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与爱国主义相联系的社会主义。

　　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部副主任张彬教授指出，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新中国60年的历程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30年。前30年，党领导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为后30年的改革开放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其在探索中的曲折与失误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有益借鉴。前30年在新中国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否认这些成就和经验，就会犯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后30年，党始终把改革开放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突破了对社会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突破了长期以来的封闭半封闭状态，实行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突破了传统计划体制的局限，实现了发展模式和发展方式的转变；突破了百余年来积贫积弱的困境，展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两个30年是一个过程的两个阶段：前30年为后30年奠定基础，提供经验和教训，后30年是对前30年的继承、校正、发展和创新。两个30年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经阶段，否认任何一个30年都是对历史的阉割。正确认识两个30的关系，就是要以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为新的起点，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总结经验，把握规律，开拓创新，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中国社科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秘书长辛向阳研究员认为，目前在国内外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由其特殊性决定的，它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60年社会主义实践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的特性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离开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道路。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讲的："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改革的进程势不可当地展开了；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对外开放的大门毅然决然地打开了。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今天，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参与经济全球化并对人类文明有巨大贡献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世界的贡献体现在对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体现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直接投资，体现在当亚洲经济、世界经济出现危机时中国始终是一支稳定的"金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以其独创性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而且这一道路代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和前进方向，是具有光明未来的道路。

　　二、 6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党的理论创新的探索实践与基本经验

　　北京市政协原副主席、市社科联主席满运来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面临的具体实际问题相结合，对这些具体实际问题给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式的科学解答，并在这个过程中进行理论创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能解决中国具体实际问题的理论。新中国 60年的艰难探索、成功实践、基本经验，从根本上说，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能离开中国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中国特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创立的革命道路和毛泽东思想；在当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要求我们党必须以中国所滋养的作风保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特性，而勇于探索、实事求是、不数典忘祖、群众路线就是中国作风的具体内容。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与中华民族的智慧与精神相贯通，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呈现出中国气派与中国风格。然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大众化，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中国民族文化传统思想的集合，也不能归结为儒学理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以中国共产党人实践为基础的创新理论体系，是以科学的辩证的态度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性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秦宣教授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进行了大胆的理论创新，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概括起来主要有：一是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做到思想上不断有新解放，实践上不断有新创造，理论上不断有新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二是始终站稳一个立场：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们党的所有理论创新，都是围绕着如何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个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的。这也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一条基本经验。三是始终围绕着一个主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始终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理论主题，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才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贡献，就是解决了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并进而推进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四是始终追寻着一个目标：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回顾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现代化历程，我们党在探索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对世界现代化发展规律的认识越来越深化，对中国国情的把握越来越准确，对于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目标越来越明确，步骤越来越清醒，战略越来越科学。

　　三、 6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回顾与展望

　　与会专家学者分别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法治国家建设、新型外交关系建设、社会结构与社会建设等不同的视角，围绕6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与未来发展任务，进行了深入地研讨。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指出，"现代化"既是一个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也是一种发展状态，是指完成"现代化"过程的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状态。这也就是说，实现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每个时点上，通过对比的指标，可以衡量中国达到现代化的程度。当然，现代化是一个包含许多方面的过程，对于中国来说，它包括了人文学术知识上的科学化，社会主义政治上的民主化，经济上的工业化，社会生活上的城市化，思想文化领域中民族优秀传统的继承性与全球先进文化的结合化等等。现代化作为一个过程，它既包括人均GDP这样重要的发展水平，也还有更为重要的一方面，即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即从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等等的转型。中国现代化的前景是光明的，但是在未来现代化的路程中，仍有着艰巨的任务，面临着严峻的的困难和挑战。关键在于，认真总结过去推进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和失误，分析中国的国情和现代化的规律和趋势，选择好中国现代化的道路。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研究员认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起，与世界各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起新型外交关系便是中国政府矢志不渝的目标。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提出，民族的立场是建立新型外交关系的出发点。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起，中国就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周恩来创造性地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言简意赅地概括出新型国家关系的总体特征。从五十年代下半期起，面对异常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成功解决了同一些邻国的边界问题，坚持独立自主顶住了来自美、苏两大国的压力，至七十年代上半期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所主张的新型外交关系其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在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得到明确，外交战略和政策也得到调整。在认识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同时，中国对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作了新的诠释，在多样化的世界中寻求均衡，至世纪之交建立全方位的对外关系格局，与各方面的关系都显示出新的特点。中国以渐进的方式推动国际秩序的进步，积极倡导合作、共赢与和谐。

　　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许耀桐教授强调，新中国成立60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集中到一点，就是我们党成功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特性，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模式特点，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就是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不断发展、完善，使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不断充实、扩大，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特性，就是要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性质是革命性，发展的方式是渐进性，发展的基础和目的是人的主体性。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模式特点，就是要明确，中国的民主，不是少数人的民主，是最广大人民的民主；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力量；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扩大基层民主，是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趋势和重要基础；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的重要内容。

　　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李步云研究员指出，法治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法律植根于人类社会始终存在的三大矛盾，即秩序与自由、权利与服从、利益彼此之间的冲突。依法治国方略的由来与近代城市的产生和发展密切相关。人类全球化以来，法治已成为世界城市的常规治理方式，成为衡量世界城市诸多指标中的核心内容。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上法治轨道，30年来法治建设和实施都取得了重大成就。我国不仅已经初步建立起一个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而且现代法治的法制民主、法律平等、人权保障、权力制约、依法行政、司法独立、程序公正、党要守法等原则，在法律制度中开始得到体现，法律的权威也越来越得到执政党和国家机关的维护和尊重。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立市场经济、实行对外开放、构建和谐社会等发展战略所取得的成功，我们在发展经济上所取得的飞速进步，都是同中国法治的进步分不开的。世界城市治理法治化的国际经验和中国的实践都已表明，世界城市的法治化应走"强政府""大社会"的路子；应创建"法治型"政府，关键是做好人权保障和权力制约；应创建"服务型"政府，将"职责"置于"职权"的优先地位。中国的法治建设已经走过了30年历程，但实现法治国家的理想状态，还需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北京作为名实相符的"世界城市"，过去在我国法治建设中作出过重要贡献，未来仍应十分重视法治建设。

　　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学艺研究员认为，6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极大地推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当今中国深入开展社会结构调整和社会建设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时机。就目前的社会形势来看，伴随着发展进步而产生的种种矛盾和问题仍然很多：城乡、地区发展不平衡；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养老难等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加大，耕地减少，能源资源短缺，污染严重，直接制约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社会治安事件、刑事犯罪案件频发，群体事件增加，社会稳定的形势受到挑战；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域领导干部的贪腐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所有这些问题都直接影响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影响着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国已经到了重点进行社会建设的新时期。社会学家要在迎接社会剧烈变革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过程中承担起自己的历史责任，调查研究，出谋划策，为社会转型，体制转轨，和谐社会建设提供理论和方法的支撑；发挥社会学学科描述记叙的功能，把中国正在发生的社会大变迁记录下来，这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既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加快进行社会学学科和队伍建设。

　　四、 60年来北京经济建设与文化发展的思路演变与成就评价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建国60年来，特别是北京改革开放的30年来，是首都经济稳步快速发展、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是首都民主政治稳定健康发展、人民民主权利发挥最充分的时期；是首都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人民的精神生活最丰富的时期；是首都社会建设日益走向前台、人民更加关注公共事业、公益事业、社会走向更加和谐的时期。

　　北京社科院副院长梅松研究员指出，20世纪80年代前，北京主以重工业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战略。在"一五"、"二五"期间，以实现"消费城市向生产城市的转变"为中心，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形成了北京工业体系的雏形；"三五"、"四五"时期，燕化新建、扩建和首钢扩建等，北京重工业继续发展，基本形成了以化工、机械、冶金为支柱的重型工业结构，形成了较为明显的"二、三、一"产业发展格局。90年代中期，北京经济实现"二、三、一"发展格局。1980年中共中央对首都建设方针作出了四项指示，要求北京下决心基本上不发展重工业；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对〈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的批复》进一步提出，北京不要再发展重工业，而应着重发展高精尖的、技术密集型的工业； 1988年，国务院批复《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促进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1994年，北京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北京产业结构由"二、三、一"发展格局初步提升为"三、二、一"的发展格局。 90年代中期以后，"首都经济"战略推动北京进一步向服务经济转型。1997年年底，"首都经济"战略的提出，是北京经济发展战略上的一次历史性突破，为北京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在"首都经济"战略的指导下，北京经济得到又好又快的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实现了由制造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的转型。新世纪初期，北京进入后工业经济时代。进入21世纪以来，北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走高端、高效、高辐射力的产业发展之路。在此基础上，北京大力发展以生产性服务业和文化创意产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到2006年，北京第三产业比重已经超过70%，率先于全国其他地区进入后工业化经济发展阶段。到2008年底，北京第三产业比重已经达到73.2%，远远领先于全国其它地区。

　　北京社科院李建盛研究员认为，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首都北京作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各个文化领域的建设和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的文化建设、文化保护和文化发展，更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60年来的北京文化，是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文化建设与发展，是在延续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北京地域文化中的建设与发展，是基于新中国首都文化需要的建设和发展。正如60年中国文化的发展，北京60年的文化历程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更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辉煌的成就。60年来，北京城市的文化定位、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设保护、首都精神文明建设、社会科学研究、教育事业、文学艺术、新闻出版、体育事业、公共文化体系建设、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经济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北京正努力建设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世界文化名城，努力建设"人文北京、科技北京和绿色北京"。如何从国家首都、历史名城、世界城市、宜居城市、创新性城市、人文北京发展目标定位和战略要求等等高度，探讨首都的文化建设、文化发展、文化繁荣、文化战略等等问题，是首都文化的理论性深化研究、前瞻性战略探讨、科学性统筹建设更值得深入的理论课题和实践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