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这一理论站在时代的高度，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初步回答了世纪之交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邓小平理论是时代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总是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邓小平理论就是在20世纪后半期，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解决时代的课题，在分析和总结时代的新情况和实践新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当今世界仍处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代。依今天的情况分析，该时代已由战争与革命阶段进入和平与发展阶段，这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特点。因此，邓小平理论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客观历史条件，不同于150年前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时期，也不同于80多年前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时期，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状况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如此巨大的实际生活变动和差异，是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也是他们进行理论创新的前提和客观基础。

　　自从本世纪初世界出现社会主义制度以来，社会主义对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已初步显示了它的先进性、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但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漫长的曲折的历史过程，而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出现了严重挫折。因此，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就成为当今急待解决的时代性课题。邓小平同志以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理论勇气和马克思主义者的非凡智慧，适应了时代的要求，初步回答了这一时代课题，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时代呼唤新理论的产生，同时也蕴育了新理论产生的客观条件：

　　第一，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是邓小平理论产生的经济前提。自现代大工业产生以来，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使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促进了资本、劳动力、生产资料等要素在国际间流动，使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真正达到世界规模。于是，传统的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世界工业与农业的分工日渐削弱，而新型的以现代技术工艺为基础的世界各工业部门之间的分工、各工业部门内部的专业化分工正日趋加强，社会生产、再生产部门内部的某些环节和领域正在国际化，世界经济联合与调节进一步加强，经济的全球化正在出现。据统计，目前发达国家的44000个跨国母公司、28万个国外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控制了全世界1／3的生产、70％的对外直接投资、2／3的世界贸易、70％以上的专利和其他技术转让。这种新的世界经济状况和特点，邓小平同志用一句话来概括，这就是：“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①中国要面向世界，改变过去那种封闭、半封闭的发展战略和体制，就必须“改革开放”。②

　　第二，科学技术革命的新成就，是邓小平理论产生的科学技术条件。科学技术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起着革命性的作用，它不但影响经济，也影响政治思想文化，往往成为一种新的理论产生的科学根据。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蒸气机时代，列宁主义产生于电气化时代，邓小平理论则是对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回应与概括。20世纪，特别是本世纪50―60年代以来，以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等高技术群为主要内容的科技革命在全球范围兴起。这场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技术革命，突出的标志是核技术、合成技术和电子技术的广泛运用和发展。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以科学理论的革命为先导，以教育革命为条件，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大大加快，从而使人类进入了快速发展和不断调整变革的新时代。这一空前规模的社会进步浪潮，深刻而又重大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它一方面冲撞并洗礼着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以至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决策方式等等；另一方面又使当今时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等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使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成为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的大较量。邓小平同志敏锐地把握了这种科学技术的发展脉搏，提出要实现现代化，科学是关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③号召“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④

　　第三，世界由两极向多极的转变，是邓小平理论产生的国际政治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美苏“两极对峙”的世界格局，使世界进入“冷战”时期。我们曾经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准备大打、早打、打核战争。但是70年代末以来，各国间逐步由对抗变成对话，国际局势日趋缓和。资本主义国家高科技的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第三世界的崛起，民族民主力量的成长壮大，使世界的格局、态势和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苏联的解体，东欧的演变，彻底瓦解了美、苏称霸的两极格局，世界开始向多极化发展。目前，世界已处在各种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新旧格局转变交替的时期。对这种变化，邓小平同志指出当前世界的主要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是有希望的，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⑤中国要“利用国际和平环境更多地吸收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这对加速我们的发展比较有利”，⑧它可以保证我们在国际事务中有所作为，发挥作用。

　　第四，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社会主义的成败得失，是邓小平理论产生的现实依据。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也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和平竞争时代。由于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革命，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方式已发展为内涵性扩大再生产。在此基础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发生了新变化，资产阶级国家已不再单纯作为上层建筑支持和维护资本主义的社会再生产过程，而是作为国有资本的所有者，直接参与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并担负起对社会生产的领导；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调节的加强，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力相应得到发展，资本主义尚处在相对稳定和发展状态。邓小平同志正视资本主义的这种新变化，他认为资本主义实质上没有变，但可以与它们发展友好往来关系，学习和吸取其“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⑦上述对资本主义的再认识，论证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成为制定一系列对外开放政策的依据。对资本主义的再认识是同对社会主义的反思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邓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足，加上长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影响等种种原因，使社会主义各国发生了这样和那样的失误、挫折。在此大背景下，邓小平倡导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他认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⑧是解放生产力。上述对社会主义现状的认识，成为中国改革的前提条件，成为一系列改革政策、措施的直接依据。

　　可见，邓小平理论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客观的必然性。我们分析这种必然性，不仅要看到国内因素，还要看到国际因素、时代条件，更要看到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时代条件的相互联系。总之，邓小平理论的创立，有其坚实的时代和历史的基础，反映了时代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性，不仅植根于当代中国的实践中，而且也深深地植根于时代和历史的客观必然性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