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环境恶化根源：经济增长冲动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府可以界定为经济增长型政府，这是一个在价值目标上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在制度上以建立市场经济制度为核心，在政策上主要实施经济政策的政府。

　　1、经济增长冲动原因分析

　　近现代中国具有与众不同的特殊国情，“落后就要挨打”，这是我们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中得出的惨痛教训。现代化作为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囊括器物、制度、精神三个层面的一系列内涵，但中国人所理解的工业文明和现代化长期以来都过多停留在器物层面，一系列经济指标就成了判断现代化水平高低最简明易了的标准，因此，经济增长的GDP系数就被泛化为“GDP崇拜”。当发展经济与洗雪国耻、民族复兴这些政治问题挂起钩来时，经济问题被政治化了。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任何问题一旦政治化，就变成不可怀疑的、重中之重的任务，往往因此一点而牺牲其余。经济问题一旦政治化，增长速度和经济规模这些最易显示进步的指标就被片面强调，快速、大规模的增长所带来的环境代价被置之一旁。

　　2、经济增长与环境恶化的悖论解析

　　第一，我们正处于“环境库茨涅茨曲线”的顶端，正是环境污染的高峰。

　　第二，中国的后发赶超冲动刺激经济长期高速发展，资源消耗过大。

　　第三，市场经济不完善导致经济效益不高，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环境上演“公地悲剧”。

　　第四，政府的政绩冲动与官员的自利性剥离了政府的环保责任。

　　第五，按照现行增长模式，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关系高度紧张。

　　二、从经济增长型政府到生态型政府：公共治理之路

　　生态型政府是一个秉承生态文明理念，在价值目标上追求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在制度上构建多主体互动合作的多中心治理机制，在政策上主要实施生态治理政策的政府。

　　生态型政府必须有一个相配套的治理机制。上个世纪80年代后，全球公共管理领域发生了两场大的革命性运动，即新公共管理运动和治理运动，催生了一种新的公共治理模式。我们可以把这种新治理模式界定为公共治理，它是指在公民社会组织治理的基础上，政府参与其中并起“元治理”作用，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形成互动型治理网络，共同谋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形式。公共治理模式反对政府独揽公共事务与治理权力的企图，认为这超出了政府能力范围，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权力的多中心化、治理工具的多样化，特别强调挖掘公民社会的治理潜力，强调公民社会与政府在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上的合作互动。生态安全是当今社会最大的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在这个呼吁公民的生态责任、并且公民已经积极行动起来保护生态环境的时代，公共治理模式无疑可以为生态型政府的构建提供一个有效的治理机制。

　　三、生态型政府的公共治理之路：理念准备

　　首先，在发展理念上，经济增长型政府以单纯的经济增长为宗旨，物质文明单兵突进，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明显滞后。生态型政府则以可持续发展为最高诉求，坚持发展应该是一切人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发展生态文明，矫正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调。

　　其次，在行政理念上，经济增长型政府片面追求效率优先，特别是简单化为经济效率优先，为了经济效率往往牺牲地区公平、群体公平和代际公平。生态型政府并不一味否认效率，而是强调公平与效率兼顾，贫困地区、弱势群体和子孙后代的环境权尤其受到关注。再次，在环保理念上，经济增长型政府把环保简单化为行政化环保，过分依赖于行政管制，环保效果不明显。生态型政府则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和公民社会，实施市场化环保与生态公共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