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广泛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肥沃土壤，开辟了广阔天地。60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与祖国发展同步伐，共命运，不畏艰辛，不辱使命，很好地担负起“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

　　会”的职责。经过60年的发展，我们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21世纪有一个大的繁荣、大的发展，必须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适应时代发展和现实需要，更加主动、自觉地掌握哲学社会科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我个人认为，这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以下十个方面的关系。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即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勇于创新的关系。这是正确处理哲学社会科学各种关系的核心与灵魂。历史已反复证明并将继续证明：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规律和总趋势，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没有也决不会过时。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否则必然会走到邪路上去。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世情、国情和党情发生了重大变化，马克思主义只有不断与时俱进，才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必须做到坚持和发展的有机统一，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

　　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始终不渝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永不僵化、勇于创新，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亿万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中总结经验，并将其升华为理论，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为在我们这个大党大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二）坚持“二为”方向与“双百”方针的关系。我们所进行的包括应用对策研究在内的全部学术活动，必须坚持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这是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出发点、立足点和根本价值所在，也是衡量哲学社会科学性质的根本尺度。“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这个命题，同样适用于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研究的立场和精神为我们所提倡和推崇，为极少数人的根本利益而研究的立场和作法为我们所不齿和鄙视。

　　我们在坚持“二为”方向的前提下，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双百”方针，因为这是使我们的学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必由之路，是我们探寻、掌握和发展真理的必由之路，是我们真正到达“二为”方向归宿的必由之路。毛泽东同志早在1919年就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大声疾呼：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新中国成立后，他明确提出了“双百”方针。我们在理论、学术问题上，要一以贯之地坚持“双百”方针。鸦雀无声，一片死寂，决不是我们希望出现的局面。要引导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鼓励各种不同的流派观点相互切磋。对待科学、理论、学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极为慎重的态度，不要轻率作结论，更不能利用行政力量，动辄上纲，强行压制。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敢于发表不同意见，要有勇于坚持和追求真理的勇气，同时又要有勇于修正错误的气度。

　　我们强调坚持“双百”方针，还因为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里所说的真理，不是一加二等于三的常理、公理，而是指由于事物的发展变化，没有被人们所认识的隐藏在事物内部的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这种真理往往先被少数人发现，而一时不能被大多数人所认识，因此不被接受，甚至受到压制。这种现象，在自然科学界和人文科学界绝不鲜见。我们大力提倡“双百”方针，就是为了有效地保护新生事物，保护新观点、新学派和新学说，从而使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不断繁荣和发展。

　　但是，我们所说的“双百”方针，决不是不要“二为”方向。如果离开“二为”方向片面强调“双百”方针，那就是对这个方针的误解和滥用。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民主，不是资本主义民主，所以，我们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与坚持“双百”方针完全一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同时，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要努力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时时注意维护中华民族的大团结，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维护我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三）理论研究与深入实践的关系。胡锦涛同志指出，理论研究只有同社会发展的要求、丰富多彩的生活和人民群众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才能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我们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既要立足当代，又要立足国情；既要深入生活，又要深入群众；既要了解历史，又要了解现实；既要认识中国，又要认识世界。要坚持从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中，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获得学术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深入实践，确立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的科研方法，研究解决现实问题。这样，我们的学术研究才有价值。当今国际国内的新情况、新问题、新事物层出不穷，时代召唤着我们。应不断开拓自己的视野，积极投身于波澜壮阔的社会实践，研究和解决时代赋予我们的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要坚持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深入研究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的重大问题。

　　当前亟须研究的问题有很多，比如，大力加强国际金融危机的研究，深入研究如何进一步认清这场危机的根源和发展的各种可能趋势，为党和政府妥善应对建言献策；积极开展新中国成立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伟大历程和历史经验的研究，深入研究如何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围绕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深入研究如何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围绕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深入研究如何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围绕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深入研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深入研究如何解决好教育、就业、社会保障、扶贫开发、医疗卫生、安全生产特别是收入分配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围绕世界形势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和我国周边安全出现的新情况，深入研究如何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认真学习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深入研究如何进一步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有效地扩大党内民主，遏制腐败现象，全面推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建设，等等，努力推出更多对实践有指导意义、对党和政府决策有参考价值的理论成果。

　　（四）基础理论、应用理论与应用对策研究的关系。这一关系实质上也是成为思想库与成为智囊团的关系。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不是分为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应用对策研究三个层次好呢？对这一提法我没有把握，在这里谈谈自己的浅显看法。

　　一是基础理论研究。基础理论研究是指研究者根据人们在实践中获得的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按照一定的逻辑对其进行必要的整理，将其条理化、系统化为一定的概念和原理体系。为基础理论研究收集、整理、甄别史料和资料的也应属于基础研究的组成部分。一般说来，哲学和人文学科都属于基础理论研究。

　　二是应用理论研究。应用理论，是指事物的一般规律在不同学科的规律性的反映与体现。可以说，应用理论研究是应用对策研究的指导方针，同时又是应用对策研究的理论升华。一般来说，社会科学各学科都有一个应用理论研究问题。

　　三是应用对策研究。这是各个学科尤其社会科学各学科对国际国内出现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具体应对举措的对策建议。一般来说，应用对策研究，主要是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任务，但人文各学科也往往会在这方面承担着重要的责任。

　　应正确处理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邓小平同志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决不能忽视基础理论的研究，这些研究是理论工作的任何巨大前进所不可缺少的。只有基础理论研究有大的推进，应用理论和应用对策研究才有坚实的基础。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应用对策研究并不是以学科性质来区分的，每门学科都有各自的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应用对策研究。不仅文史哲有基础理论研究，实际上经济、法律、新闻、国际等学科也同样有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因此，各门学科都应规划好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理论研究、应用对策研究的比例。从整个社会来说，哲学社会科学的专业性研究机构应以基础性研究为主，而政府部门的政策研究机构则应以应用对策研究为主。同时，也应加强彼此之间的交流、协作与合作，以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五）集体协作攻关与充分发挥个人积极性的关系。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无限广阔，一般地说，一些重大特别是跨学科的重大课题，任何单独学科特别是个人都是无法承担完成的，必须有一定数量的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集体协作攻关。课题立项时，对基础性研究、中长期前瞻预测性研究、应用对策性研究的重大课题，应按照轻重缓急，进行分门别类的统筹规划，统一使用科研力量，以免一些容易出成果、出经济效益的热点问题重复立项、重复研究，浪费人力、物力、财力，而一些周期较长、不易直接出经济效益但具有很大社会效益的难点问题，以及事关全局的中长期前瞻预测性和基础性研究，却无人问津或投入不够。要鼓励课题组人员同心同德，各司其职，各尽其力，协作攻关。在保持各自风格和特点的同时，提倡“文人相亲”，相互学习，相互支持，反对“文人相轻”，相互封锁、个人第一、各自为政的不良风气。

　　在强调集体项目集体协作攻关的同时，要注意充分发挥每位科研人员的作用。列宁曾经指出，无可争论，写作事业最不能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因此，各级领导和课题组负责人，要充分调动每个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正确评估个人在集体项目中的作用和贡献，避免挫伤个人的积极性。要注意奖勤罚懒，择优汰劣；注意学术民主，鼓励创新。另外，在课题立项时，要特别注意尊重、支持个人的合理选题，并给予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和职称评定等方面的支持。不要急于向专家学者要成果。要提倡和支持个人甘于寂寞，耐得清贫，“十年磨一剑”，最终出精品。要提倡和支持社会主义的功利主义，鼓励专家学者成为蜚声国内外的“大家”。

　　（六）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这里需要首先对几个基本概念进行辨析。1977年，邓小平同志在《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中所说的“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 中所指的“科学”，是指包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大科学。1988年邓小平同志在同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谈话时第一次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中的“科学”，是特指自然科学，其中并不包括社会科学。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无疑是正确的。这是因为自然科学是潜在的生产力，可以直接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一般说来，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属于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范畴，受一定经济基础决定并反映和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些学科本身并不属于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生产力的组成部分，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制度，构成了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如果把哲学社会科学直接归结为生产力甚至是现实的生产力，则很容易混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等这些基本范畴，就可能得出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生产关系是生产力，甚至思想、理论等观念形态的东西是生产力的结论来。因此，我不赞成哲学社会科学是生产力的组成部分一说，但这也决不是否认它在发展社会生产力中的巨大能动作用。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作用不能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原理来说明，而是表现为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表现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为了更具体说明哲学社会科学不是生产力，我们还可以举一个小例子，比如，组织管理活动本身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但我们研究的组织管理学并不是生产力，而是组织管理活动的观念形态的东西。

　　弄清了哲学社会科学的性质和社会功能，便为弄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提供了前提。既然哲学社会科学不属于生产力的范畴，它的“产品”具有公益性、社会性、指导服务性，那么从整体上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是党和政府的公共事业。如果不恰当地强调把它推向市场，让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去适应市场、搞创收，哲学社会科学就必然会萎缩甚至萧条。因此，我们应尊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发展的特点和规律。要从国情和实际出发，确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事业在整个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比重，确立社会科学研究人员与自然科学研究人员以及与总人口之间的合理比例。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各方面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若再延续高度计划经济条件下办社科研究事业的思路，必然会走入死胡同。因此，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必须改革，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比如，与市场关联密切的相关学科可以直接获取更多一点的研究支撑；在人员配置方面，应逐步建立“开放、流动、竞争、择优”的人事管理制度，形成精干、高效的科研队伍；在运行机制方面，进一步打破大锅饭和平均主义，严格评估验收，强化奖惩制度，确保多出精品力作；在科研经费筹措方面，除争取政府预算拨款外，在不影响重大课题科研进展的情况下，应适应市场多元化的需求，多方开拓筹资渠道，等等。另外，我们也决不排斥依法兴办的各种民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开展的各种活动。

　　（七）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这是落实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问题。毛泽东同志说过，世界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是自然科学知识，一门是社会科学知识。马克思主义正是运用生动活泼的自然科学的实践来丰富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恩格斯说，没有一个人能像马克思那样,对任何领域的每个科学成就,不管它是否已经实际应用,都感到真正的喜悦。但是,他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而且正是他把科学当作这种力量来加以利用。他还指出，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不仅适用于和指导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而且适用于和指导自然科学研究。当今时代，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相互影响、渗透、联系愈来愈紧密，由此而产生的边缘、交叉、综合和新兴学科层出不穷。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应当为这两方面的结合制定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如在人才培养方面，鼓励多办些同时有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专业的综合性大学；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联合举办人才培训中心；鼓励攻读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的双学位；鼓励分别在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工作部门相互兼职，有计划地合理组织两大学科之间的人才流动；兴办一些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研究所。在重大项目论证中，要吸收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合力攻关，等等。

　　（八）加强党的领导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关系。党的领导是哲学社会科学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保证。要切实提高对这个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党在这方面的领导，最重要的是思想政治领导。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表明，有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正确领导，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就健康发展，学术繁荣、文化昌明；反之，削弱甚至放弃党的领导，则会导致严重的思想混乱，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哲学社会科学界要主动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承认和接受党的领导，体现了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服务社会的崇高觉悟和使命感。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更加紧密地将学术研究工作与党和人民的事业联系在一起，将个人理想追求与时代的主题、国家民族的命运结合在一起。要全面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研究成果，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关心他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为他们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进一步调动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哲学社会科学是党和国家的事业，应由国家和各级政府拨款兴办，应由党和政府统筹规划和管理。要加大支持力度，为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多办实事。

　　（九）坚持走自己的路与加强国际交流的关系。对外开放是我们的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于我们的经济建设，还同样适用于文化建设，其中包括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事业。一个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要实现繁荣、发展和创新，就必须大量引进世界上一切国家和民族的学术思想，并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鉴别、批判、汲取。我们要有海纳百川的气魄，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的经营管理方式，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手段、方式和方法。要加强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互派访问学者，进行项目合作。在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中，我们还要注意对各种资本主义错误学术思潮的抵制和批判。要看到，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在阶级社会里，哲学社会科学往往有着鲜明的阶级性质；一些研究的方式、方法可以相互借鉴，但研究的方针和目的是有很大差别的，因此，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能搞所谓的“与国际全面接轨”，要坚持独立自主性与开放包容性的有机结合。

　　（十）“为人”与“为文”的关系。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从事着精神产品的生产活动，以自己的作品和观点来教育或影响别人。现在，大家对假冒伪劣的物质产品及其生产者深恶痛绝，那么，存不存在假冒伪劣的精神产品及其生产者呢？我们作为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要生产好精神产品，就要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就要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血管里流出的是血，从水管里面流出的只能是水。因此，要“为文”，首先要“为人”。古语常说：“文如其人”、“功夫在诗外”，李大钊同志所说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都是这个道理。我们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反复强调主观世界的改造，这其中也包括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看到，市场经济在极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催生了一些人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杨绛先生在《洗澡》再版前言中说：“假如说，人是有灵性、有良知的动物，那么，人生一世，无非是认识自己，洗炼自己，自觉自愿地改造自己”（杨绛：《洗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1页）我们坚决反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套“左”的做法，但也应旗帜鲜明地大力提倡改造世界观。党员学者对自己应该有更高的要求。我们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世界观，如果不是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立场上，就不可能拿出有利于党、国家和民族的好成果和好对策来。没有一个好的世界观，也不可能有一个好的学风。因此，任何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是党员学者，都应该增强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牢固树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拿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精品力作。（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