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小起，我们就接受了中国同巴比伦、埃及和印度一样，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这样的事实，并为能够生于这样的国度而骄傲。长大后才知道，我们实际上只有商周以后4000年文明史的考古证明。中华文明从何时开始，从哪里起源，最早的“中国”又是什么样子？这些看似不成问题的问题，竟成为一代代学者兀兀穷年的追问。

　　于是有了上世纪末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有了从本世纪初持续至今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今年8月21日出版的美国《科学》周刊以此为封面专题，对中华文明的起源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

　　目前，探源工程第二阶段的工作已经结束，第三阶段的工作即将开始，世界和中国都想知道，经过8年的探寻，对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又向前推进了多少。

　　二里头：最早的“中国”

　　在古代中国，“国”字的含义是“城”或“邦”。在金文或青铜器铭文中，国字的原始字形作“戈”加“口”，戈是声符，有执戈守城之意，口表示城邑。从字形上可以看出，一个邦国是以都城为中心而与四域的农村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即“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

　　河南偃师的二里头，一个地处中原腹地洛阳平原的普通村庄的名字，在麦田覆盖的地下，掩藏着最早的“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许宏在他的新作《最早的中国》中如是说。

　　二里头遗址是1959年在探索夏墟时发现的。1928年起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在考古学上确立了殷商文明的存在。中国的考古学之父李济认为，殷墟的甲骨文非常成熟，而文字从形成期步入成熟期至少需要千年的历史，殷墟精湛的青铜器制作工艺也不会从天而降，如果我们将商看作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未免有点像人一生下来就是白胡子老头儿，在商之前必然有更早的文明，二里头文化就是更早的文明。

　　从1999年起在二里头从事十余次挖掘的许宏说，文明形成的标志古今中外莫衷一是，物质形态的标志包括城市、文字、青铜器以及礼器，社会形态的层面包括社会分工、阶级分化以及国家、王朝。二里头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展现了成熟的文明。它至少有五个“之最”：迄今可以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群、最早的“紫禁城”、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和青铜作坊，还有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这些都表明了王朝文化已经形成。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所熟知的各种儒家礼制，都可以在二里头找到源头。二里头出土的三足酒爵，与商朝出土的酒爵造型大致相同，贵族墓葬里出土的青铜器、乐器、玉礼器，构成了独具特色的礼乐文明。而这正是华夏早期文明的特质。”

　　文字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但在二里头被认为可能与文字有关的刻划符号，仅见于陶器和骨器。对于它们究竟是不是文字，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意见。“由于迄今为止没有发现像甲骨文那样可以确证考古学文化身份的文字材料，二里头的王朝归属问题仍是待解之谜。”

　　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夏鼐生前曾幽默地讲：“在中国，姓夏的人传说都是夏朝皇族的子孙。我虽然姓夏，但是作为一个保守的考古工作者，我认为夏文化的探索，仍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许宏说：“二里头无论是夏晚期还是商早期，都不妨碍它是最早的中国的雏形。”

　　满天星斗：最早“中国”之前的状态

　　在考古界，就是最保守的人也承认，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国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但二里头所呈现的也是相当成熟的文明，应该也是经过一个相当漫长的发展过程才可以抵达的。那么，在这个最早的中国之前又处于怎样的状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所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负责人王巍说，一个又一个的重大发现，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的确存在着比二里头文化更为遥远却更为发达的文明形态。

　　10月24日，牛河梁考古遗址公园正式动工。这也是一个让中国考古人振奋的名字。上世纪80年代，在辽西凌源、喀左、建平三市县交界处，发现了距今约5000多年的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址，其布局和性质与北京的天坛、太庙相似。随葬种类丰富、玉器制作精致的贵族墓葬，表明当时社会已经出现了贵贱贫富的分化。这一重大发现几乎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被形容为触摸到“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

　　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考古人员对有着8000多年历史的敖汉旗兴隆洼遗址进行了近10次考古挖掘。他们在这里发现了粟和黍以及世界上最早的玉器。黍的发现为世界上悬而未决的黍的起源地提供了线索，而玉器的发现也拉近了该地区与文明的距离。

　　在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镇西南，有一泓静谧的水域叫贾湖。载入史册的贾湖骨笛就是以此地命名的。2001年4月，考古人员在对遗址进行第七次发掘时发现了一支二孔骨笛。它呈棕黄色，两端刻有规则的菱形花纹，花纹细如发丝。经碳14测定，这支骨笛被认定为9000年前的物件，是迄今为止世界考古界发现的最早的二孔骨笛，证明了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这里就已经创造了发达的音乐文明。

　　还有山西陶寺遗址，已经出土的千余座墓葬呈现出了典型的金字塔式结构，阶级社会的特征十分明显，比如约90%的墓葬里只有一个人，没有任何随葬品；另有不到10%的墓葬里有几十件随葬品；在不到1%的大墓里，不但有棺材，而且随葬品多达上百件，其中还有像龙纹盘、鼍鼓、石磬等贵重物品。

　　这里还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天文观象建筑。据记载，尧测定了一年的天数、二十四节令和四季。《尚书·尧典》就有“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等历法的记载。这些历法不会凭空而来，陶寺观象台的发现印证了文献所记载的“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真实历史，这表明该区域可能率先出现了早期国家。

　　还有2007年在长江流域下游发现的距今4300年的古城，这个古城被认为是新石器时期（距今4000到5300年之间）良渚文化的一部分。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认为，这个古城可能是良渚王国的首都。如果这个推断成立，那么良渚文化就不仅仅是史前文化，它将有可能成为中国的一个朝代，并且早于夏代。

　　王巍一直认同已故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满天星斗”说，即在距今6000年左右，从辽西到良渚，中华大地的文明火花如满天星斗一样璀璨。在甘青地区有齐家文化系统，在辽西地区有红山文化系统，在海岱地区有龙山文化系统，在长江中游地区有石家河文化系统，在长江下游地区有良渚文化系统，在中原地区有仰韶文化系统。这些文化系统各有其根源，都创造出了灿烂的文化。

　　文明探源工程第二阶段把公元前3500年作为研究的起点，王巍说，就是考虑到那个时段中原地区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社会复杂化倾向，同时，在淮河流域、长江中下游、西辽河流域也都开始了这个进程，出现了等级或阶级分化，早期中国文明在这时已经初露端倪。但这满天的星斗是如何分布的，又是如何闪烁如何消失的，正是探源工程第三阶段的主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