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晚清在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合法性不断流失，而当时的制度安排使得整个系统形成了迪尔凯姆型的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一般在其成员内部创造信任，但使社会成员对更广泛的社会制度则充满了疑虑和不安，并且深深的腐蚀着清廷政治系统过程功能即政治体系的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和政治决策。加深了清廷的政治衰败。

　　关键词：社会资本；制度安排；政治衰败

　　社会资本这这一概念最初是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提出。他认为社会资本就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这一概念一被提出，便很快被引入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中，形成了一幅“社会资本理论丛林”的面貌。美国政治学家帕特南首次将社会资本理论引入政治学研究领域。在其成名作《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他提出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的关键因素。只有互惠规范和公民网络参与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才能形成社会信任。他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1]195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分析晚清政治，有助于理解清廷在其特定的政治文化影响下的衰败过程。

　　从社会资本的横向网络角度看，清廷建立后，明令禁止各种形式的结社活动，并要求各级官员和生员严守卧碑之语，顺治九年，立卧碑于各省明伦堂，“凡军民一切利病，不许上书陈言，所作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又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监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治罪。”[2]841乾隆帝更“屡降明谕，引宪皇朋党论戒之。”《钦定吏部则例》规定：“凡内外官员除系至亲友好世谊乡情彼此往来,无庸禁绝外，如外官赴任时，谒见在京各官，或至任所差人来往交结者革职。其在京各官与之接见及差人至外官任所往来者，亦革职。”“如外官赴任时，谒见在京各官或至任所差人来往交结者革职。其在京各官与之接见及差人至外官任所往来者亦革职。”且各部之间互不干系，“名为吏部，但习制谶之事，并无铨衡之权。名为户部，但习出纳之事，并无统计之权。名为礼部，但习典礼之事，并无礼教之权。名为兵部，但习绿营兵籍武职升转之事，并无统御之权。”[2]835清朝中央各部门官僚机构的设置，一切以压制、防范为主。君威之隆，君权之盛，远超前代。

　　从社会资本的纵向网络角度上看，清朝官僚系统的重要职位大都一分为二，满汉参半。地方官员按规定在同一地方的任职期限不能超过三年。有政治经验的官员往往辗转于各省，故对公共利益漠然视之。这点连在中国内地旅行的法国人也觉察到：“中国鲁莽的征服者正好在他们的权力根底埋下了毒种，这种毒种已经慢慢生长，结出毒果。”[3]官员之间，官民之间无法形成信任的纽带。在基层民间，清朝的州县官员只有1500人左右，远没有达到能够有效的控制当时中国数目庞大的乡村人数。但清廷却成功的借助保甲制度和宗法伦理将乡村至于严密的监控之下，使得基层乡村的社会运转表面上看起来如同自治一般。乡村的甲长负责记录民众的行踪，并定时向地方县衙报告犯罪情况。所有的乡民都有义务向甲长通告各种有关犯罪的可疑情况。如果村民发现而不报告，则与罪犯同罪，“互不信任渗透到了社会各阶层，惩罚的随意性导致了协议的不正确性和工商业的停滞，使得公众对那些非私人的广泛的合作形式敬而远之。”[1] 195这种制度安排使得社会成员之间被迫互相监视，相互之间的信任感更无从建立。

　　由上述可见，清廷至道咸年间，其制度安排已使政治文化中形成了一种如肯尼迪．纽顿所描述的深度信任的迪尔凯姆型的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一般在其成员内部创造信任，但对更广泛的社会制度则充满了疑虑和不安。只知其家，不知其国。这种社会资本深深腐蚀着清廷政治系统过程功能即政治体系的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和政治决策。加深了清廷的政治衰败。

　　一、从政治体系过程功能中的利益表达层面上看

　　利益表达主要是指政治体系中的集团或个人提出政治要求的过程。利益表达可以由许多不同的结构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由于清朝在整个社会中形成了迪尔凯姆型的社会资本，整个社会缺乏普遍的信任，故其政治系统中的利益表达便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庇护人—被庇护人”模式，即部分掌握政治资源分配的官员在狭隘的、特殊的利益交换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由单个支持者组成的私人关系网。在此关系网内的社会成员通过此关系网来得到垄断性的利益分配。这些庇护者不仅可以用自己的权力保护庇护网中成员的利益，而且还可以影响其他庇护者这样做。而大部分游离于此关系网之外的社会成员便无法正常的表达自己的利益，只好转而寻求体制外的利益。但这种“垂直的网络，无论多么密集，无论其对参与者多么重要，都无法维系社会信任和合作。”[1]170清朝步入中叶以后，此种情况尤为明显，各官僚纷纷构建自己送贿受贿的渠道，借助于手中的权力影响其他庇护者这样做。而政治体系的最高决策者无法得到真实的社会反馈信息。群臣“或知之而不言，或则言之而不尽。臣下之奏疏，所以美其君者，以为比尧、舜而犹不足。”[4]310整个社会被各种社会庇护关系网所缠绕，游离于此关系网之外的成员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表达诉求，转而冲击政治系统，主要以二种方式表现出来。一种方式为械斗，社会成员因“无告之苦，不可胜言。至其结果，乃同性相团结与，与异姓战；同姓之力或不足，更借异姓之力以为助。”[5]另一种方式为结会，如道光二十四年广东香山周佩居，因孤单无援，恐人欺负，遂纠人结拜，创立“隆兴会”。道光二十七年，江西赣州长宁凌成荣等人创设“关爷会”。咸丰元年，湖南衡阳刘国节创设“尚第会”，江西宁都人创设“边钱会”。这种会党组织是建立在权威和依附关系之上的，其组织之间并不存在平等的横向合作。这种体制外的组织性的活动大大消弱了清廷行政的权威。而反过来，“国家的长期软弱无力，导致了自助性机构出现；而这些非正式组织的排他性权力地位，使得国家无法赢得大众的忠诚。”[1]170这种恶性循环一直持续到了清廷的覆灭。

　　二、从政治体系过程功能中的利益综合层面上看

　　利益综合主要是指政治体系把各种政治要求转化为各种政策选择的功能。清廷在利益表达的层面上既然形成了“庇护人—被庇护人”模式，则其利益表达便不得不受其影响。部分官员既然在互相交换恩惠和支持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个人追随者的网络，则清廷的政治决策便受其影响，从而造成政治系统中的资源分配的弥散性不平等，使得大部分社会成员对清廷形成了很深的政治疏远感。“今世部院大臣，习与京朝官处，绝不知外省情事；大吏习与僚属处，绝不知民间情事；甚至州县习与幕吏丁役处，亦绝不知民间情事。”[6]35这种情况发展到最后，以至于“下所甚苦之政而上例行之，甚者雷厉风行以督之；下所甚恶之人而上例用之，甚者推心置腹以任之。”[6]35整个政治体系的社会成员相互之间互相怨恨。而且高级官僚具有一种制度性的保守文化。因为他们的利益在于维持自己庞大的组织，使其不受干扰。这种官僚文化使他们倾向于墨守成规，协和调中，以便使他们的既得利益最大化。受此官僚文化影响，清廷正常的利益综合渠道或被封闭，或被改换。整个政治系统的利益被人为的按照庇护网的脉络分配下去。且由庇护人-被庇护人模式所控制的利益综合，常常会使政治决策过程僵化，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动员支持政策革新的社会资源就会很困难。因为在这种模式中，社会成员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按照特定的庇护人来分类的，所以政策革新常常转化为各派系之间的争斗。如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提到的购买军械的奏折，因损害了户部以翁同和为首的庇护网，便被其以厚民生为由驳斥掉。时人当时有讽翁同和“司徒常熟天下荒”之语。作为晚清庇护关系网载体的士绅阶层，更是将这种庇护网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萧公权先生对此总结道：“不担任官职的士绅，和平民知识分子一样，都更多的关心自己和自己家族的利益，而无意于帮助帝王去安邦定国。因为除了作为士绅，他们还是家长、纳税人，也许还是地主，他们的利益有时会因朝廷的政策或地方政府的管理不当而遭到损害或受到威胁。鉴于他们的地位，他们可以更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利益。”[7]

　　三、从政治体系过程功能中的政治决策层面上看

　　政治决策是指把有效的政治要求转化为权威性决策的过程。“这种情况与精神分裂症患者和极端偏执狂者有点相似。他的感觉器官非常害怕他，以至于这些感觉器官只敢肯定他头脑狂热时想起的产物。受到专制者的恐吓的情报来源，同样也只会使他们把对统治者是悦耳动听的事情告诉他。”[8]“于是乎“君日尊而日骄，臣日卑而日谄，于是降交之道无闻。凡一切水旱之灾，寇贼之警，”“率皆壅于上闻。”[4]310这种对制度缺乏信任的社会资本使得清廷在面临关键决策时候受到致命的打击，如在清末教案中，由于官僚之间互不信任，义和团运动成为党派之争的工具，以至于失真的信息被用来做为决策的依据。在受到假的各国照会后，慈禧即宣谕：“顷得洋人照会四条：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今日衅开自彼，国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等亡也，一战亡也，不犹愈乎？”[9]而群臣在会后知道此照会是假时，竟无人当面向决策者说明此事。以至于在和八国联军宣战后，荣禄一方面在致刘坤一电告时说：“以一弱国而抵数强国，危亡立见。两国相战，不罪使臣，自古皆然。祖宗创业艰难，一旦为邪匪所惑，轻于一掷，可乎？”[10]另一方面又命董福祥向使馆开炮。在清廷统治的最后十年中，满人遏制汉人影响的努力步步强化，军机大臣刚毅则明言汉人强则满人亡。清廷决策系统中的满人认为任何改革都会削弱他们的权力。满汉之间的互不信任遏制了任何旨在复兴国家的有效合作。在最后宪政实施中，“满族人则把它看作是实行集权和把汉人排除出核心集团的机会，从而摄取各省总督的权力。”[11]这种割股啖腹的行为加速了清廷统治的崩溃。

　　综上所述，“社会资本的存量，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往往具有自我增强性和可积累性。良性循环会产生社会均衡，形成高水准的合作、信任、互惠、公民参与和集体福利。”相反“缺乏这些品质的非公开精神共同体，也是自我增强的。在恶性循环的令人窒息的有害环境里，背叛、猜疑、逃避、利用、独立、混乱和停滞在互相强化着。”[1]208清廷在面对现代化危机中，整个系统由于不良的制度安排形成了迪尔凯姆型的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一般在其成员内部创造信任，但使社会成员对更广泛的社会制度则充满了疑虑和不安，并深深的腐蚀着清廷政治系统过程功能即政治体系的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和政治决策。加速了清廷的政治衰败过程。

　　参考文献：

　　[1]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2]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3]古伯察.中华帝国纪行.[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197.

　　[4]王韬.弢园文录外编.[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5][日]稻叶君山.清朝全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8.

　　[6]冯桂芬.校邠庐抗议. [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7][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80.

　　[8][美]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 [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173.

　　[9]恽毓鼎. 崇陵传信录. [M]北京:中华书局,2007:62.

　　[10]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185.

　　[11][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