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12月29日电 （记者 陈叶军）今天上午，香港特首曾荫权在国家行政学院发表主题为“发挥优势 转危为机 为香港谋发展 为国家作贡献”的演讲。

　　曾荫权在谈到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时表示，充分认识这次金融危机，特别是对比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将有助于我们应对目前的情况，也有利于把握好未来的路向。

　　曾荫权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前的一段时间，日本实行零利率政策，给投机者提供了利用利差交易赚钱丰厚利润的机会，造成了热钱流窜、资产泡沫，最终引发了市场动荡。现在，美国也实行低利率政策，利率几近于零，使到以利差交易形式流动的“热钱”再次兴起，并且迅速在新兴市场吹起了资产泡沫。我们必须一边防范这种泡沫，一边呼吁国际社会，务必记取亚洲金融危机的重要教训。

　　肆虐亚洲的金融危机1997年夏天爆发时，面对国际金融大鳄的猛烈攻击，特区政府经过反复思考，曾经做出非常艰难也必要的决定。对这段时间的经历，我记忆犹新。那一役，使亚洲主要的经济体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挫折。香港特区政府虽然击退了国际金融大鳄的猛烈攻击，但同样受到伤害。既然付出了，我们必须从中学习，要把坏事变成好事。我们和其他亚洲国家都吸取了教训，提升了对信贷风险的管理、增加了外汇储备、对财政和金融监管进行了各项改革。因此，2008年金融海啸的来临，亚洲金融体系是经得起考验的。但是，亚洲各主要经济体当然不能幸免，而受到冲击和拖累。

　　为什么事态的发展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呢？难道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和其后的各项改革做得还不够吗？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又应该从这次金融危机中学习到什么？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以历史的眼光，以更宽广的视野，来重新审视我们十年前后经历的两次金融危机。

　　曾荫权提出以下四个重点启示：

　　第一个启示，金融全球化对监管提出挑战。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显示，与十年前相比，各国在经济和金融的相互依赖程度大大提高，国际资本的跨境流动大幅增加，金融产品日益精细，金融交易的速度也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变得更快。可以说，金融业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仅仅是一个行业的定位，而是对整体经济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国际间一些监管，还是偏重“多透明、少监管”的原则。1997年之后，亚洲各主要的经济体都是在自己的国家和亚洲国家之间的金融监管层面下工夫。

　　这些工夫没有白费。事实证明，亚洲地区的金融体系并没有像欧美那样出现崩溃，经济反弹也远快于欧美地区。目前，大家都已经意识到，我们缺乏有效的全球性金融监管制度。自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美国家不断推出改进监管的措施和法案，希望增加对全球资本流动和大型金融机构的监管。

　　第二个启示，要平衡开放与风险。今年十月，在美国联邦储备局召开的关于“亚洲与全球金融危机”会议上，美国联储局主席伯南克提出：这次金融危机显示，金融和贸易越开放的经济体系，受到的打击越大。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前提下，开放总是有风险的。金融危机迅猛地传到贸易领域，引起贸易额的大幅缩减；2008年第四季度，当英、美等国的经济增长是负6%时，亚洲不少经济体的增长是负两位数，由负12%到负20%。这些现象是引人深思的。伯南克谈到这个观点时，特别举了香港和新加坡两个贸易和金融上极为开放的经济体做例子，当然也提到了中国和印度。

　　伯南克的观察，印证了亚洲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面对的现实，这就是，开放带来增长，一个经济体越开放，增长的速度就越快。亚洲“四小龙”是这样，亚洲“四小虎”也是这样，1980年代后的国家经济增长，也与开放紧密相关。然而，这次的全球金融危机却让我们感受到，开放与风险是一个银币的两面。当然，我们不会从此闭关自守，但是必须学会主动平衡开放与风险。

　　这种平衡，对于像内地这样依靠产品出口的经济体，是要减少过度依赖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增加依靠内需。对于香港这个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平衡就意味着，一方面要不断扩展和深化自身的经济实力，另一方面要努力提升我们的服务水平、人才素质，以赶上经济全球化，以及知识经济的发展。

　　同时，我们也要改变在开放中过度依赖市场调节的做法。市场并不是完全理性的，其调节和定价功能并非永远灵验。政府必须处理市场失效和市场不能解决的各种问题，例如：贫穷、气候变化、能源短缺等等。自由市场不是万能的，政府干预也不一定是万恶的。

　　第三个启示，金融业需要返璞归真。贪婪和赚快钱曾经是金融业发展的动力和风气。我们必须遏制这种唯利是图、见钱眼开的文化。这次金融危机带给我们其中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无论全球化经济怎么多姿多彩，我们都不能背离生活中的基本原则、价值观，不能背离专业操守。我们知道，金融市场的四大主要功能是：分配资源、确定价格、管理风险和公司治理。近十几年来，金融业的发展逐渐偏离了它的核心功能。以资产证券化、信贷违约掉期合约（CDS）、抵押债务证券（CDO）为典型的金融产品，提高了资金的流动性，也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但是在金融创新的过程中，中介者往往是自行制造风险然后再转移，而不是单单把风险转移分散，因此令金融体系更为脆弱。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金融是为了服务实体经济而衍生的。除非有强大的实体经济支撑，不然就没有稳定的金融体制。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全球金融业的规模是全球GDP规模的16到17倍。什么样的实体经济需要高达十几倍的虚拟经济为它服务呢？显然，金融业已经脱离了实体经济的需要，过度膨胀了。而且，如果金融发展背离了实质经济发展需要，反而可能会成为经济动荡的根源。

　　金融业不仅在功能上，而且在它的基本价值观、专业操守上，也需要返璞归真。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们每每为华尔街爆出的内幕交易、操控市场等丑闻感到气氛、感到沮丧。毕竟金融市场的本质是服务和诚信，如果金融机构总是把自己的盈利凌驾于客户和社会整体利益之上，这样的行业能够维持多久呢？因此，目前的金融改革，实质上是一种回归，回归到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需要，回归到简单和透明的市场，回归到诚信、公正、负责任的专业操守。

　　第四个启示，亚洲的区域合作。十年多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使我们意识到亚洲需要更多的合作，以抵御外部的冲击。经过了近十年的努力，亚洲的区域合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区内贸易已经占了亚洲贸易总额的55%。新的一年到来，中国和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将正式成立。到东盟与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成的时候，亚洲经济的合作就会进入崭新阶段。

　　亚洲金融合作也有一定的进展。以《清迈倡议》为标准的区内货币互换与合作，从双边发展到多边，形成了区域的联合机制，并在这次危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亚洲的外汇储备基金机制也正在建设和扩充。但是，总的来说，亚洲的金融合作还在起步阶段。亚洲个别经济体，如伦敦和纽约的金融整合远远多于亚洲经济体之间的合作。目前，亚洲经济和金融合作的内容还多停留在双边的层面上，多边合作还只停留在宣言和组织架构层面，多边安全机制也还在萌生阶段。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告诉我们：也许美国发烧，亚洲不像美国烧得那么厉害，可以早一点恢复；但是，亚洲经济无法和世界经济脱钩。我们必须努力加快亚洲的经济和金融合作。在“后危机”时代，在世界经济和金融秩序重整的过程中，亚洲需要重新定位，需要探讨建立一个符合亚洲文化的、开放的合作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