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如果一定要找出一个关键词来形容已经逝去的2009年，那么这个词无疑是最好的选择。2009年的风风雨雨已经吹垮了精致的柏拉图城堡，这个世界已经不再是坚持“三大范式”的理性主义者所描述的那个世界了，以往的格局观念也无法形容已经过去的2009年，就让我们跟随密涅瓦的猫头鹰来重新盘点走向“后现代”的2009年。

　　中心消解

　　美国常将自己比作“山巅之国”，而在2009年，这个自诩的中心在走向消解。随着奥巴马的上台，被称为保守主义中的原教旨主义的新保守主义退潮，追求巧实力和多边外交成为了美国外交官口中的新名词。拉美历来是美国的后院，然而在今年洪都拉斯的政变中，那些等待着美国指手划脚的观察家们大跌眼镜，美国开始不作为了，这还是那个曾经去巴拿马“逮捕”总统的美国吗？在东北亚，朝鲜进行的一连串核试验和退出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的惊人之举，使举惯了核大棒的美国突然要面对朝鲜半真半假的“核威慑”了。这还是那个习惯充当世界警察，维持“世界秩序”的美国吗？在“后院”不再是为所欲为的势力范围的2009年，在核武器已经扩散到穷国、弱国，不再是大国特有身份象征的2009年，美国很无奈，大国很无奈，传统意义上的“极”也很无奈。在美苏争霸的时代，那个能掩盖一切、解决一切的“极”在今天消失了，可以说传统国际关系中的中心在2009年正走向消解。

　　主体衰变

　　当代国际关系的主体是民族国家，而民族国家则起源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然而2009年，在欧洲这个威斯特伐利亚情结的发源地，这种情结却开始走向终结。12月1日，《里斯本条约》正式生效，标志着欧盟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欧盟据此选出了自己的“总统”和“外长”。具有弱宪法性质的《里斯本条约》的生效，使联邦主义者向往的那个“欧罗巴合众国”在若隐若现之间呈现。当然，此“国”定非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之“国”。

　　用“一个声音说话”的欧洲人不但在终结着自己的威斯特伐利亚情结，还试图终结别人的。总部设在海牙的国际刑事法庭在2009年，颁令拘捕苏丹总统巴希尔，罪名是其在达尔富尔触犯战争罪行和反人类罪行，这是国际刑事法院自2002年7月成立以来，首次对一个国家的在任国家元首发出逮捕令。

　　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所以塑造了当代国际关系史的主题，就在于它历史性地肯定了“对内最高、对外独立”的国家主权原则。而2009年的这两个事件则在根本上挑战着这个游戏规则。不管是《里斯本条约》生效所代表的自愿让渡，还是国际刑事法庭逮捕令的“强加于人”，都意味着传统主权民族国家概念的尴尬。也许在未来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威斯特伐利亚的历史终结于2009年。

　　武器终结

　　马克思曾说，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当然，马克思是说理论永远代替不了实践。把这句话倒装，“武器的批判替代不了批判的武器”，却恰好可以用来形容2009年。

　　2009年，武器正在走向终结。美国在走出越战之后开始兴起新军事革命，借助新军事革命的技术成果，追求远距离、高精度、非接触式的战争形式。自巴拿马战争以来，美国用新式武器对世界进行的“批判”一度无往不胜。但是2009年，美国反恐战争中重点打击的阿富汗塔利班开始卷土重来了，塔利班重新控制了阿富汗的大部分地区，使喀布尔成为了一座孤城，而美军的后勤补给线则成为了屡受打击的软肋；在东非海域，美国海军努力绞杀中的索马里海盗开始走向“蓝水”，海盗们不但可以“远航”至1000多公里之外寻找猎物，还猖狂到追击美军后勤舰只。在受到美军围剿的时候，各路海盗更是“协同作战”，让美军顾此失彼。这两个反常之举，无疑正深刻批判着美国式的“武器的批判”。

　　在新军事革命之前的军事力量往往首先意味着组织和动员，这本身就意味着军事力量离不开社会的土壤。而新军事革命带来的纯粹高科技的武器在自身伤亡大幅减少、打击效率大幅提高的同时也使战争逐渐脱离社会的土壤，失去了动员社会和改造社会的作用。正如追求效率和结果的工具理性取代不了追求解放的价值理性一样，在贫困中求生存、求发展的阿富汗塔利班和索马里海盗用“伊斯兰复兴革命”和“打劫致富”挑战着美国的打击效率，用大量低端的技术稀释着美军高端技术的影响，用国际草根的姿态嘲笑着所谓的国际精英，用批判的武器批判着武器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