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岁末，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在日本东京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并通过新闻发布会将《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正式公诸于众。《报告》由中日两国学者的论文（各一卷）构成，每一卷包括古代和近代两部分。

　　尽管此前中、日、韩三国学者曾共同编纂并出版了历史读本《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但由中日两国政府约请学者对两国历史进行共同学术研究尚属首次。这一项目早在2006年底启动时，就曾在中日两国和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历时三年，两国学者对中日古代交往历史、近代不幸的历史及战后的历史问题都进行了研讨，就不同历史时期两国关系的基本状况与认识撰写了论文。共同研究以什么方式进行？讨论中是否有激烈地交锋？有争议的问题是否达成了共识？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多位参与本次研究的中方委员。

　　历史认识问题是中日关系的沉疴

　　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文化交往与友好交流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然而，近代以来，两国关系却因为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的侵略战争走上了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尽管战争已结束60多年，但由于日本社会始终存在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倾向，并发生了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以及修改历史教科书等事件，将中日关系推向冰冻的边缘。

　　对历史问题的认知是困扰中日两国关系的主要症结之一。2009年8月26日发布的第五次中日联合舆论调查（由中国日报社和日本言论NPO共同实施）显示，中国公众对日本“印象不好”的原因有三：一是“日本领导人曾有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言论和行为”，二是“历史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三是“中日曾发生过战争”。

　　“历史认识问题是影响战后中日两国关系的主要问题之一，战后日本始终存在着逃避侵略战争责任和否认侵略战争历史事实的言论与行动，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行是造成中日两国间历史问题迟迟不能解决以致不健康环境产生的根本原因”，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中方首席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说。“中日历史问题已经受到双方国民的关注，应当正视这段共同的历史，这也是进行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初衷。”

　　“历史认识问题在中日两国关系中的分量之重以至于有碍于两国现实关系发展的现象，可算是国际关系中不多见的特例。究其原因，是由于日本社会的一些人企图以一种回避、掩盖甚至歪曲历史的方式来翻过历史，但其结果适得其反，反而激起了中国社会对中日历史问题的高度关注。因此，实事求是地面对历史才是翻过历史这一页的不二途径，才是中日两国和平友好的长久之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王建朗说。

　　事实上，中日两国在20世纪90年代就曾尝试通过共同研究解决两国间的历史问题。1995年，根据当时村山富市首相的提议，日本政府开始实施为期十年、以亚洲邻国为主要对象的“和平交流计划”。作为该计划的一环，日本政府在东京的日中友好会馆内设立了“日中历史研究中心”，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设立了“中日历史研究中心”，组织中国学者在那一框架下进行历史研究。中国史学会会长、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的张海鹏告诉记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接受我国外交部的委托，从1998年至2004年间“协助”日方进行历史研究，研究主要以课题的形式进行，中日双方研究课题各自结集出版。在这次研究中，中方虽是以“协助”姿态出现的，却为此后的“共同”研究打下了基础。

　　共同研究不回避差异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始于2006年底。就在2006年8月15日，时任日本首相的小泉纯一郎第六次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使中日关系降至冰点。2006年10月，新就任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来华访问，双边关系的“坚冰”开始融化。安倍晋三访华期间，与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会晤时都确认了年内启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同年11月16日，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和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就“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实施框架”达成一致，决定中日两国学者基于《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宣言》三个政治文件的原则，以“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对中日历史进行共同研究。

　　中日双方分别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负责具体实施，各自成立了由10名学者组成的委员会，设置“古代及中世纪史”和“近现代史”两个小组，由步平研究员与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北冈伸一分别担任中日两国首席委员。据步平介绍，共同研究首先要共同讨论并确立研究题目，双方围绕同一题目分别撰写研究论文。论文初稿形成后交换，在讨论会上就对方论文坦率地提出学术性的批评意见。双方学者在修改中接受可以接受的意见，同时把存有异议的地方记录下来。基本过程可以概括为“同一题目，交换意见，充分讨论，各自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