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腐败问题关系到党的形象和作风，关系到人心向背，如果解决不好，将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有效惩治和预防腐败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而在新形势下想要从根本上遏制腐败就要在正确认识腐败现象，科学分析腐败高发原因的基础上，把握正确的反腐原则，通过科学的反腐路径来切实提高惩治和预防腐败的科学化水平。

　　关键字：惩治和预防腐败；科学化水平；提高

　　我们党执政后，“大批党员、干部担任了从中央到地方各部门、各个地区的领导职务，手中都掌握了这样那样的权力。党的领导地位的变化，党员和干部地位的变化，对各级党组织和每个党员、干部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也给我们党的自身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①]党的十七大出于战略考虑，将党建总体布局由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四位一体发展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五位一体的新格局。把反腐倡廉建设单列为党的建设的组成部分之一，这在党的建设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更是将反腐败列为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当前我国正处于腐败高发期，腐败问题关系到党的形象和作风，关系到人心向背，如果解决不好，将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②]有效的惩治和预防腐败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而在新形势下想要从根本上遏制腐败就要切实提高惩治和预防腐败的科学化水平，正确认识腐败现象，科学分析腐败原因，以科学的原则指导反腐工作，以科学方法推进反腐事业。

　　一、提高对腐败的科学认识

　　到目前为止对腐败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但其基本含义就是对公权滥用以牟取私利的行为。腐败是人类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的一颗毒瘤，它危害国家稳定，损害社会正义，严重威胁社会安定和可持续发展，[③]已经被国际社会公认为难以剔除的顽疾之一。

　　但腐败（或者更准确的说是权力腐败）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既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附属品，也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衍生物，而是伴随着私有制、阶级、国家的出现而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生产力的发展使阶级的出现成为可能，而剩余产品的出现则为阶级产生提供了物质前提，私有制的出现和分工的发展使阶级的出现成为现实。社会起初用很简单的分工办法为自己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来协调不同阶级、不同群体的利益，以维护社会的共同利益不受损害，这就是公共权力的雏形。当这一简单的公共权力不足以调节各阶级的利益，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时，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从社会中产生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④]国家权力由此产生，而权力行使者总是趋于借助公共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即权力总是趋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⑤]。腐败是附着在权力上的魔咒，只要遇到合适的土壤，就会生根、发芽，迅速生长。

　　所以在腐败所赖以生存的私有制彻底消灭以前，腐败的发生就是有可能的。而消灭私有制“实际上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⑥]因此，反腐败也不会是一蹴而就，靠一两次整顿就能解决的事情，必然是一个极其漫长而艰难的过程，是一项我们必须常抓不懈的工作。

　　二、科学分析当前腐败的成因

　　（一）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马克思在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依据社会经济发展成熟程度的不同，将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指出社会主义“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从它脱胎出来的那个社会的痕迹”。[⑦]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中国目前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虽然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功解决了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为世界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在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法律制度等方面的配套设施的完善没有跟上，人们的生活需求层次和思想文化修养还普遍较低。腐败虽然不是早期现代化过程的必然产物，但现代化早期的确是腐败的高发时期，这可以从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的腐败高发中得到印证。

　　（二）我国处于体制转轨时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从此，我国进入了一个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渡时期。在体制转型时期，法制不够完善，市场漏洞较多，权力相对集中，在这种经济诱惑和权力失控同时存在的环境下，腐败的产生就变得更加容易。邓小平同志在1982年谈及改革开放之初的形势时就讲到：“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两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⑧]之所以存在这种情况，除了一些客观因素外，一部分领导干部思想作风上的腐化堕落也是一个重要的主观因素。我国历经百余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主义思想有时也会同资本主义思想，殖民地奴化思想互相渗透在一起。[⑨]伴随着新旧体制、不同文化的冲突，一部分人出现了价值迷失，工作中不思进取，生活上贪图享受的现象。转型时期的这种主客观因素夹杂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当前腐败高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环境

　　经济全球化已经是当今世界不可扭转的潮流，在我国经济、文化、生活深刻融入这一世界大潮的过程中，腐败现象也随之呈现出了新的特点。

　　1、跨国公司成为腐败新的推动力量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空前扩张，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日益加深，速度空前加快。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全球市场的开拓作为自己的一项发展战略。中国作为拥有13亿人口，经济蓬勃发展，市场潜力巨大的新兴市场，早已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入世以后，外商、外资蜂拥而至，一些跨国公司为了争夺中国市场份额，赚取巨额利润，不惜采取贿赂手段。据民间经济分析机构安邦集团调查，跨国企业在华行贿的事件近10年来一直上升，中国在10年内至少调查了50万件腐败案件，其中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⑩]跨国公司介入腐败不仅使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大大增加，而且必然伴随对我国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的威胁。

　　2、经济全球化下腐败官员携款外逃的现象日趋增多

　　近几年来，一些腐败犯罪分子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纷纷携巨款潜逃海外。由于我国与一些国家没有签订引渡罪犯的条约，此类案件在侦破和审判过程中也存在诸多困难，一些腐败官员便将这些国家当作“避风港”，使当前的反腐败斗争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根据200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发布的消息，截止当年中国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50多亿美元公款在逃。在外逃贪官中，有金融系统官员、国有企业的负责人以及财务人员，也有一些国家机关官员。贪官携款外逃，不仅严重败坏党风党纪，损害国家形象，造成资金大量外流，还会对我国的金融安全和经济发展构成威胁。此外，贪官外逃现象还存在一定的“示范效应”，带动其他腐败分子为逃避惩罚而进行效仿，从而此类行为加剧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