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到今天，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在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原则下进行的，仍没有把国家的关键领域和行业的发展主导权让渡给私人企业，张五常教授所谓的“权利要有清楚界定的理念”唤醒了中国之类的说法是无的放矢。张五常教授认为，中国经济成功的秘密来源于一种“前所未见的经济制度”，这种制度的重点是“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而县的竞争制度是经济奇迹的原因所在。但实际上，张教授所提供的答案只是树中部的答案，而不是树根部的答案。

　　近日到学校图书馆借书，看到有张五常教授的中英文版《中国的经济制度》（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ａ 神州大地增订版，中信出版社２００９年１０月版。为节省文字，本文中凡引用该书的部分，均只标注页码）专着，便借来一看。张教授是当代华人经济学者在国际学术界知名度最高的人士之一，而这本着作及其写作，又被张教授本人极其看重。他在神州增订版序中强调：“１９６７年写好博士论文《佃农理论》，２００８年写好《中国的经济制度》，相距４１年，二者皆可传世”（１１），并在文内及封面的选语中自耀：“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个奇迹，既精彩又重要。一脚踏中这个题材是万中无一的机缘巧合，而我平生所学刚好全部用上。天助我也！”（２１）

　　公平地说，作为一个资深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不少地方是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比如，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评价，张教授显然有着比许多人更为正确的方法论原则。他这样说：“大约２００３年，几位熟知中国的朋友向我投诉国家的多种不是。我回应：‘不要告诉我什么不对。我可以在一个星期内写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然而，在有那么多的不利的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尤其是，不要重复某些人相信的：贪污对经济发展有利。朱镕基的肃贪行动早就把这假说推翻了。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１１７　应该说，张教授对这个真问题看得很准。

　　但笔者看来，尽管能感受到张教授所下的深功和苦功，有些看法也有独到之处，像科斯教授所评价的“具细节，有悟性”，但总体而言，并没有感受到他所耕耘的这片土地，结出的是丰硕的果实。因此，有几个问题，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

　　一、新制度经济学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有无突出贡献

　　尽管张教授自信一直追踪中国的改革开放，自信找到了中国经济成长的开门钥匙，但笔者仍觉得有许多观点是靠不住的。张教授认为中国内地《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使当今世界最成功的经济发展中断了，“这近于奇迹的发展只持续了２９年。”（１６６　这一判断，从张教授提出到现在的实践看，显然是不靠谱的，也使张教授一贯自称的“精准”判断力大打折扣。

　　张教授曾建议中国政府出钱把等级权利买断，（１３７）尽管笔者不怀疑其善意，但作为一名着名经济学家提出这样的建议，未免显得幼稚。

　　张教授不同意中国内地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的说法，认为“这些都是胡说八道，这些人完全不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事。”（答记者问）但实际上，不管是民众的感受，还是相关研究成果，都和张教授的判断完全不同。例如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最近发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２０１０》中的研究就表明：中国地区差距的水平是发达国家的５倍，人均国民收入最大差距约为３０倍。这样的数据，恐怕比张教授自己手中掌握的个例材料，更能够反映出真实的世界。

　　笔者在这里首先需要和张教授探讨的，是张教授对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内地经济体制改革中作用的判断。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的题记中，张教授郑重写道：“谨以此文献给罗纳德·科斯。他那权利要有清楚界定的理念，唤醒了一个庞大的国家。”但事实是这样的吗？

　　众所周知，所谓“权利要有清楚界定的理念”，在新制度经济学里，实际上就是主张用私有制度取代公有制度作为判断改革成败的关键指标。但即使到今天，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在公有制为主导的原则下进行的，仍没有把国家的关键领域和行业的发展主导权让渡给私人企业，这也是至今仍让一部分经济学者耿耿于怀的地方。因此，张教授所谓的“权利要有清楚界定的理念”唤醒了中国之类的说法，便是无的放矢了。

　　但是，张教授胜于许多西化教条论者的地方，是他的权变理论学得透彻。他强调：“我在１９６９年写的、１９７０年发表的文章说得很清楚，私有产权是不需要有私人所有权的，那个时候科斯也同意我的说法。”“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法律书籍这么重视所有权？因为私有产权不应该从所有权的角度来看待”（答记者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