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一些关于党史的影视和文学作品，都倾向于把共产党 1949年的执政，描述为主要是由于军事上的成功。而真实的故事是，不懈的土地改革才是共产党执政的最大原因。正是这个关键性的改革，创造了大批“有产阶层”并使之成为自己的阶级基础。事实上，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和成功“变法”，也都是通过财产（主要是土地）的再分配和赋税制度改革，创造支持自己的新的有产阶层。不同执政者之间的竞争，本质上乃是制度设计之间的竞争——看谁能够设计出能使最多人获益的制度。

　　现在，真正的问题，乃是游离于农村“有产者”和城市“有产者”之间，并迅速增加的城市“无产者”。这部分人包括新毕业的学生、复员军人等。特别是其中的农民工，急速的城市化将他们拉出农村，并没有真正进入城市。在现有的分配机制下，这些人完全无法参与社会增量财富的再分配。在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周期，这些人同城市有产居民的收入差距急剧拉大。尽管自身的绝对收入没有显著恶化，但是由于相对社会地位迅速降低，这一阶层的人会产生强大的挫折感，极易形成社会不稳定的因素。除非为这些“无产者”设计一个晋升为“有产者”的稳定的制度路径，否则，随着这一阶层在城市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增加，整个社会就可能陷入分化和动荡。

　　消除这一社会稳定的威胁，只有两条路：要么，重新将“有产者”变为“无产者”；或者，将现有的“无产者”转变为“有产者”。答案只有一个：只有阶层的统一，社会稳定的基础才能最大化。

　　实践表明，全民无产化无法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因而也无法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唯一正确的制度设计方向，就是如何将城市“无产者”制度化地转变为城市的“有产者”，并通过城市化进程，将大部分国民转变为城市的有产阶层。只要做到这一点，社会的稳定性就会迅速增强。

　　在这个意义上，房地产政策的核心目标，就应该是如何帮助尽可能多的居民，以最快的速度和最低的成本，获得城市不动产，而不是打压所谓的“投资性需求”。

　　（2010年3月1日 第9期《瞭望》赵燕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