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看到，民主的挫折展现出了民主的创建和巩固中一些值得深思的经验教训。尽管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是民主的具体机制和发展途径却有可能因为设计不当和运转失衡而毁灭民主的理想。民主的创建和民主的巩固是两个互有联系但是截然不同的政治过程，创建民主的政治和社会条件有可能与巩固民主的政治社会条件相背离。民主架构的巩固需要有一套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

　　近年来，我国周边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民主进程中出现政治紊乱和政局不稳现象。泰国抗议民众“红衫军”和“黄衫军”轮替在街头与军警对峙、围困总理府和机场、阻断重大国际会议的画面不时出现在世界主要媒体的头条；吉尔吉斯斯坦近日更爆出“二次革命”，政治局势一度紧张，骚乱和暴力蔓延全国。5年前依靠“郁金香革命”取代前总统阿卡耶夫入主比什凯克的巴基耶夫总统，与其前任一样在品尝了民众“围城”的苦涩后，流亡异国。不少观察者将其概括为民主乱象，甚至直接判定这些都是“民主惹的祸”，民主与动荡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看来被坐实了。

　　然而，与吉尔吉斯斯坦同为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的波兰，其民主体制却成功应对了国家高层政治精英几乎瞬间全部罹难的政治危机，国家政治进程按照民主体制设计和宪法原则有条不紊地运转。正是民主制度，使得大灾难后波兰民众和国际社会都几乎不怎么为政治动荡和社会暴乱所忧心。

　　这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是：面对民主挫折和民主乱象，我们不可妄下民主乃祸根的断语，从而患上“民主恐惧症”，必须理性分析民主挫折的历史根源和现实逻辑，汲取他人之经验教训，为我国的政治民主建设探索可行的民主机制和可行途径。就泰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来看，其民主挫折不断，既是民主机制自身问题的体现，更与特定的民主转型历史情境和现实的政治社会结构有着难以推卸的关联。

　　民主作为现代政治的基本价值和制度追求，它所体现的个体权利诉求和对公共权力之合法来源、运行机制和民众监控的理念，在祛魅后的现代社会中，不存在理论上的竞争对手，除非我们愿意放弃启蒙思想对个体和共同体社会契约关系的新设定。民主制度则是在民主理念规范下寻求可行的、妥当的和道德正当的政治社会运行机制的产物。因此，它不仅需要被理性地创建出来，更需要富有远见的政治精英和民众共同来设计、培育和发展。民主挫折和民主乱象是政治行动者对民主的理解和管理不当的衍生品。因民主挫折而否定作为价值追求的民主，这在理论上并无可说服民众的逻辑基础；因民主乱象而否定民主机制建设，如果不是怀揣专制主义的锦囊妙计，冀图祭出“民主=动荡”的政治魔咒和政治恐吓，为缺乏正当性的专制主义张目，就是政治上的懒汉，试图将民主建设的长期政治努力简化为大众选举和民主形式制度的创建，一旦这些制度难以奏效，便滑入“鸵鸟政策”中。政治理论家伯克说过，天底下只有奴隶制是总可以有的，它在每一块土地上都有生存的种子，自由的民主制度是总可以丢失的，因为它是需要艰辛培育的种子。

　　从民主转型的视角来看，泰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出现民主挫折，是它们在民主化进程中没有解决好一系列关键问题的必然产物。泰国虽然有较长的民主机制运转时间，但是，其民主的历史同样是一个充斥着军事政变和政党无序抗争的动荡史。究其实质来说，泰国民主没有解决好如下两大关键问题，一是军队未能成为民主制度之下的国家暴力机器，而是以民主体制之外的自治的政治监护者自居；二是经济结构失衡导致城乡之间、上层与下层之间以及精英与草根之间出现深刻的裂痕。前者导致国家不同的权威体系之间难以进行有可信保障的、相互制约的政治协商，军人集团随时可用国家暴力机器作为维护政治权威工具，翻转民主制度；后者导致整个社会缺乏包容性的族群利益对立和断裂，利益集团之间的共容利益小，相互之间的排斥性利益追求成为主要形式，陷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冈纳軸缪尔达尔在《亚洲的戏剧》中所深深忧虑的困境：经济的现代化最终造成繁荣的现代城市与停滞的传统农村之间的巨大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制造了公共政治中不断发展的相互隔离的族群和信任网络，推动了去民主化力量的不断积聚。在泰国，正是一般民主理论中寄予厚望的城市中产阶级，扛起了反民主的大旗，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