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催生G 20机制化进程，是二战后西方体系转型的标志性事件，为重塑国际秩序提供契机，预示一个新时代将提前降临。巧妙运筹G 20机制化进程，可延长战略机遇期，实现和谐世界构建与和平发展战略目标。

　　G20匆忙机制化的三大原因

　　危机迫使美国等发达国家认识到，单靠西方力量已不可能战胜全球化背景下的危机，让渡部分话语权给新兴大国、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是当务之急。

　　美借我国扩大话语权之欲，搭建G 20多边平台，以增加我国国际机构份额为诱，在G20机制内借东西方力量，压我国承担更多调整失衡的责任。

　　在G 20架构内，美仍是核心国家，主导地位短期难动摇，但霸气开始收敛，合作意愿上升。

　　G 20峰会仓促登场并匆忙机制化，直接导因是全球化背景下爆发的第一场金融危机与世界经济大衰退，深层原因在于世界经济发展、国际力量格局、国际关系发生巨大变化，全球发展失衡只是表象，上层建筑(全球治理机制)与经济基础(世界经济结构)脱节是关键因素。

　　国际力量格局之演变使然

　　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成为世界经济主力军，尤其是中、印、俄、巴等新兴大国成为世界经济重要引擎，加速全球力量格局变迁，多极化趋势明显加快，重心向新兴大国倾斜。世界三组力量———“旧与新”(美欧日与新兴经济体)、G 7与BR IC s、三大经济板块(北美、西欧、亚洲)之间激烈碰撞加剧重组。这种此消彼长的态势将加剧力量格局演变，推动国际关系调整，加速国际体系转型。

　　从规模看，“北降南升”格局明显。据IM F统计，按市场汇率计算，2000-2009年新兴市场(包括发展中国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累计增加10.1个百分点，升至33.6%，发达国家降为66.4%；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新兴市场占全球产 出 的 比 重 增 加9 .3个 百 分 点 ， 由40.7%增至50%，发达国家由59.3%降到50%，南北力量已平分秋色。从市场看，新兴市场的商品出口占全球比重由2 0 0 1年 的2 9 .7 %增 到2 0 0 9年 的43 .5%，增加13 .8个百分点。从企业看，新兴市场的跨国公司数量增多，而且国际竞争力提升，进军全球500强的企业明显增加，特别是在危机前几乎由西方掌控的金融、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新兴市场企业的竞争优势开始显现。从财富看，经济快速发展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使全球资本分配由西向东转移。据IM F统计，2000-2009年，新兴市场的外汇储备由8025亿美元猛增到5 .5万亿美元，2011年将增至6 .74万亿美元，经常项目顺差由858亿美元增到7092亿美元(2008年)，资本净流出由2465亿美元增至10437亿美元(2008年)。结果，国际资本呈现逆向流动，即穷国资本流入富国特别是美国，理论界称之为“布雷顿森林体系Ⅱ”。这是史无前例的怪现象。另外，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的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攀升至二战以来最高水平。IM F预测，到2014年，发达国家的财政赤字占G D P比重将升到9%，政府债务占G D P比重将超过100%，比危机前高35个百分点。届时，新兴经济体财政状况将逐年好转，政府债务占G D P比重将降至30-40%，为二战后最佳状态。

　　据IMF预测，后危机时代(2010-2015年)，无论按市场汇率还是PPP计算，西方经济占世界比重将持续下滑，前者将降至58.1%，后者跌到41.9%，分别减少5 .7个百分点和3 .5个百分点。到2020年，即使按市场汇率计算，全球经济版图将呈现新兴经济与西方经济并驾齐驱的局面。

　　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必然带来政治格局的剧变，世界政治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全球十大经济体排列将发生巨大变化，新兴大国量增位升，发达经济体量减位降。IM F估计，到2015年“金砖四国”均将进入世界前10大经济体，依次为美、中、日、德、法、俄、英、巴西、意大利和印度。全球著名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预测，到2030年世界前10大经济体名次将再次洗牌，分别是中、美、印、日、巴西、俄、德、墨、法、英。如果普华永道预测正确，届时新兴大国将占前10大经济体一半，发达经济仅剩美国与日本能进前5强。由此可见，未来20年将是国际力量格局嬗变的关键期。

　　后危机时期，全球治理架构改革势在必行，滞后的“上层建筑”必须与剧变中的“经济基础”协调衔接。事实上，危机迫使美国等发达国家认识到，单靠西方力量已不可能战胜全球化背景下的危机，让渡部分话语权给新兴大国、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是当务之急。结果，G 20峰会仓促启程并替代G 8成为国际合作的主平台，从而凸显中、印、俄、巴等新兴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