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不公源于初次分配，初次分配中影响最大的核心问题是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财产占有上的差别往往是收入差别最重大的影响要素。改革收入分配，实现社会公平，不仅需要在分配和再分配领域进行调整，还需要从所有制结构，从财产制度上直面这一问题，需要从基本生产关系，从基本经济制度来接触这个问题。

　　２００５年，我发表了《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问题》一文，后来又写了《把效率优先放到该讲的地方去》一篇短文，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要淡出，把公平置于“兼顾”的次要地位不妥，初次分配也要注重公平。

　　我的文章发表以后，社会反响比较强烈。很多同志发表意见，多数同志还是赞成我的看法的。但是，也有同志很激烈地反对，批评我的主张是民粹主义，效率仍应放在第一位，社会公平放在兼顾地位。对这种批评意见，我的看法很简单，他没有站在劳动人民的一面说话，而是站在资本财富的立场说话，照他说的搞下去，中国的改革就要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就要失败了。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可以讨论。

　　２００５年以后，我年纪大了，参加社会活动少了，中央文件起草工作也没再参加。我把文章的原稿呈送给了中央。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很重视，批给了十六届五中全会文件起草组。但是，十六届五中全会报告征求意见稿当中又出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和“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的字样，遭到各方面很多同志的非议。我在中国社科院也提了反对意见。十六届五中全会文件最终定稿时，勾掉了这两个提法，同时突出了“更加重视社会公平”的鲜明主张。据我所知，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提“更加重视社会公平”，毫无疑问，符合改革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也有利于调动大多数人的改革积极性，无疑是我们收入分配理论和政策领域的一个重大进步。

　　十六届五中全会是一个重大转机。“更加重视社会公平”表明，中央从重视发展和效率问题转向同时关注更加重视分配公平问题。２００６年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研究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十六届六中全会又强调了要更加重视社会公平。２００７年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了“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并将初次分配也要实行社会公平这一原则写进了中央文件。近年来，国家高层不断表达“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的政治决心，进入２０１０年，“调整收入分配”一词以前所未有的密集度出现在中国的官方表述中。政府主要领导人在与网民对话时，也承诺了政府不仅有“做大蛋糕”的“责任”，而且有“分好蛋糕”的“良知”。这些，都是基于忧患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拉大而表达出的深化改革的信号，深得人民大众的欢迎，希望由此得到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如何缩小贫富差距，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目前政府正在研究解决途径，采取适当措施。今年２月４日，在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会上，国务院总理把改革分配制度、逐步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归结为三条：一是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二是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三是对城乡低收入困难群众给予更多关爱。３月５日在本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又将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分好“蛋糕”的原则措施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抓紧制定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措施；二是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三是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两次提法略有不同，互为补充，都是切合当前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要求，有助于遏制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迫切需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加以贯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