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中国作家”人数，无疑世界第一，然而，能如20世纪80年代那样真正履行社会职责的作家，实在为数不多。因此，我们看到，当今中国文学在作品数量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但是这种“繁荣”包含了太多的泡沫甚至垃圾。因为商业浸蚀，文学创作的低俗化、恶俗化趋向，是当下中国文学低谷状态的突出表现。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一位在国际上并不知名而数十年安静写作的德国女作家——赫塔龜米勒。瑞典皇家学院公布的颁奖理由是：“赫塔?米勒的文章具有诗歌的精炼和散文的平实，描绘出了一幅底层社会的众生相。”她获奖的理由是因为她的创作与历代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一样，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的普遍问题的深刻关注和对弱势群体的真诚同情，准确地讲，她代表了当今世界的良知和理想。我们的作家和批评家，是否应当从赫塔?米勒的获奖中获得一点有益的启示呢？

　　一些当代文学批评家认为，“现在是一个中国崛起的时代”，“崛起”的中国文化应当重申自己的文化主体性；由“中国自己的学者”来掌握“中国当代文学 60年”的“定位权”，就是在文学史叙事中体现“中国文化”的“主体性”。用这些批评家的话说，是否掌握这个“定位权”，是坚守民族文化立场与否的表现。因此，在他们看来，文学研究不是单纯的文学研究，存在而且应该进行“文化主权”之争。试问，在人类文化的历史运动中，曾经有过这样的“文化主权”吗？这种把民族国家的“领土主权”意识挪用到文化（文学）研究，不仅错误而且荒谬，它令人联想到 2000多年前的秦始皇同时进行的两大创举：建筑长城和焚书坑儒。这两大创举的共同效用就是禁锢与拒绝。中国已经告别帝国时代 100年了，但百年之后，大地上的长城早已成为一个单纯的历史象征，一些当代中国学者建筑“文化长城”的心态却又“愤然崛起”！

　　中国当代文学亟需的不是“××年的历史定位”，而是真正深刻而有尊严的文学批评。

　　用苏格拉底的话说，有尊严的批评是做牛虻的工作。在真诚的抵抗的介入中，有尊严的批评本身就是一种现实力量，它不仅对于文学，而且对于社会整体，都会产生积极的构成力量。批评尊严的丧失，就是批评因为顺从而依附，从而丧失了自身的现实力量。因此，重建批评的尊严，就是通过重建批评的抵抗机制而重建它的社会有效性。

　　（2010年4月《探索与争鸣》肖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