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对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的要求越来越高，许多新型健康问题不断出现，群众对看病难的反映仍然比较强烈。据2008年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显示，有41.2%的居民对门诊服务不满意，44.2%的居民对住院服务不满意。看病难，就是人们对看病就医过程中遇到的种种不满意之处的概括，仔细分析，主要“难”在以下四个方面：

　　到大医院看病难。一进大医院，最直观的感受是“三长两短”——挂号、候诊、拿药时间长；医生问诊、检查时间短。许多患者反映，到大医院看一次病，很难统计出要排多少次队，交多少次费。看一次病折腾大半天的时间，可真正用来看病的时间只有十来分钟。这不仅让普通患者感到身心疲惫，对于老人、孩子、残疾人、孕妇等患者来说，更是苦不堪言。

　　挂专家号更难。由于对医生的具体情况不了解，不少人一生病，无论大病小病，总觉得找个专家看看，心里更踏实。而大医院的大专家人数又非常有限，因此造成了专家号一“号”难求的局面。为了挂上一个专家号，有的患者全家总动员、轮流排队挂号，有的则彻夜排队，更有患者发动一切资源找关系挂号。再加上由“号源”紧张引发的号贩子问题一直没能彻底解决，使得一些热门专家号被炒到了数百元甚至上千元。

　　医药费用负担重。2009年，我国医院门诊病人次均医药费用为160元，住院病人人均医药费用5952元。一次住院费相当于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的1/3，是农民年人均收入的1.12倍！2008年全国医院次均门诊和住院费用分别为1991年的12.5倍和10.1倍，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6.0％和14.5％，比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增长率高10多个百分点。至于经常要看病的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医药费用负担不仅压得他们喘不过气，还连累到整个家庭。那些没有参加医保的群众，更是倍感负担沉重。

　　而在不同社会群体中，农村居民看病最难。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不仅医疗资源不足、技术薄弱，而且看病就医极不方便。很多农民为了看病要跋山涉水，走上十几公里、几十公里路。一些得了疑难杂症的农民为了确诊病情或者寻找希望，要到县外、省外，甚至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大医院就医，这不仅增加了就医难度，更加重了经济负担。

　　治病，首先要找到病因，才好对症下药。解决看病难问题，同样如此。只有认真分析看病难问题的形成原因，才能“对症下药”。那么，看病难的“病根”究竟在哪里？

　　政府投入相对不足。尽管近几年政府加大了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但总体上仍然不足。我国人口占世界的20%，但卫生总费用仅占世界总额的3%。2009年卫生总费用中政府投入占24.7%，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平均为75％左右），也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水平（平均为55％左右）。在政府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医疗卫生费用主要由家庭承担，医疗费用缺乏分担机制；这也在客观上形成了医院“自劳自吃”的收入结构，形成了药品、检查收入与医生收入挂钩的机制，对费用的升高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目前我国总体卫生资源不足，配置还不合理，本应为“金字塔”结构的医疗卫生体系，在我国却呈现为“倒金字塔”型：70%左右的卫生资源在城市，高新技术、优秀卫生人才集中在大城市的大医院，广大农村只拥有30%左右的卫生资源。一些大医院过度发展，而农村和城市社区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不仅设备和条件差，而且普遍缺乏合格的全科医师，导致群众患病后往往不信任基层医疗机构，纷纷涌向大城市大医院。

　　公立医院趋利化。目前，我国71%的医院都是公立医院，承担的服务量占全国医院服务量的80％以上。由于政府长期投入不足，公立医院公益性淡化，形成了“以药补医”的模式，导致医院和医务人员忽视基本药物和适宜技术的应用，倾向于开大处方，争相使用大型设备，增加了许多不必要的费用，致使医疗费用大幅攀升，还严重损害了患者的健康。我国剖腹产比例远高于正常水平，抗生素滥用情况十分严重，就是这种机制带来的后果。加之一些医院就医流程缺乏人性化设计，少数医务人员服务态度存在“冷、硬、顶、拖、推”等现象，医院之间的检查结果不能共享，恶化了患者的就医体验，强化了患者对看病难的感受。

　　医保保障水平低。截至2009年年底，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已经覆盖了12亿多人口，但仍有1亿多人没有任何形式的基本医保。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保障水平仍然偏低，个人自付比例仍占总费用的一半左右。加上我国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和商业医疗保险起步较晚，覆盖人口和保障力度也不大。因此，很多群众仍然需要自费就医，承受着生理、心理和经济三重压力。

　　药品价格虚高。我国药企数量多、规模小，群众戏称“卖药的比吃药的还多”。由于市场竞争激烈，加之监管不到位，药品和医用器材生产流通秩序混乱，部分厂商利欲熏心，采用违规手段虚报成本、肆意加价等现象严重。再加上医院主动控制药物成本的动力不足，许多药企采取红包回扣等不正当的竞争手段进入医院。近年来国家虽然连续20多次降低药价，但许多企业采取换名、换包装、换成分比例、重新审批等办法避开国家的降价约束，群众仍然感到没有得到应有的实惠。

　　近年来，城乡基层医疗机构建设力度不断加大，医疗条件明显改善，疾病防治能力显著增强。但仍然存在着医疗资源短缺、服务能力不强、群众信任度不高等问题，不少农村基层医疗机构还停留在血压计、听诊器、温度计“老三样”的水平；适应社区卫生服务要求的医疗人才不足；基本药物在社区医疗机构还未得到全面使用；大医院的患者还没有充分分流到基层。因此必须把“强基层”作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点，着力完善城乡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加快形成大医院和基层卫生机构分工合作的分层就医格局，为广大城乡居民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服务。

　　加快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要健全以县级医院为龙头、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为基础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继续加大投入力度，使全国每个乡镇至少要有一所卫生院，每个行政村都要有一所政府举办的卫生室，并配备必备医疗设备设施，改善就医条件和环境。积极推进乡村一体化管理，合理规划和配置乡村卫生资源，规范服务行为，提高服务能力，实现“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县”。

　　加快城市社区医疗机构建设。把城市卫生投入重点转向社区卫生服务建设，完善以社区卫生服务为基础的新型城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合理规划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布局，合理调整和配置资源，既要将现有的一批小医院转型或改造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又要引导社会力量兴办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加大基层卫生技术人员培训力度。完善的基层医疗服务体系不仅需要“硬件”的发展，更离不开“软件”——人才素质和能力的提高。要重点加强城乡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并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优秀卫生人才到城乡基层服务，在职称晋升、待遇政策等方面给予适当倾斜。同时，也要鼓励大医院通过对口支援、人员培训等方式，帮助城乡基层医疗机构提高医疗水平和服务能力。

　　总之，要构建一个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大医院分工协作、相互支持、协调有序的运转机制。目前，大医院业务量的80％是可以在基层解决的。平均来说，看同样的疾病，三级医院比二级医院成本高30％。要科学界定各级医院的功能定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群众提供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市、区、县级医院作为区域医疗中心，着力提高临床综合优势和整体水平以及专科服务，国家和省级医院则主要把精力用于提升医疗技术、加强学科建设、增强医学创新能力、解决疑难重症疾病诊治上。通过在基层降低收费标准、提高报销比例等综合措施，逐步实现社区首诊、分级医疗和双向转诊，引导群众养成“小病解决在基层，大病转诊大医院”的就医习惯，使基层医疗机构真正承担起居民健康“守门人”的职责。

　　一般来说，医药费用负担主要取决于群众参加的医保保障水平、药品费用和医疗服务费用的高低。医疗保障制度体现社会互助共济精神，对于个人抵御疾病风险、减轻医药费用负担具有重要意义；药价高低主要与其定价标准、流通环节加价幅度、医院加成政策相关；医疗服务费用主要取决于医院采取的诊疗行为、收费标准和收费模式。因此，必须从医疗保障制度、药品生产流通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等几个方面同时着手，多管齐下，努力“调制”一服减轻群众医药费用负担的“复方药”。

　　一是通过医疗保障建设“减负”。在农村要进一步巩固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确保参合人数稳定在高位；提高筹资标准，今年政府补助水平达到每人每年120元；提高补偿比例，力争使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达到60%左右。在城镇要进一步完善城镇职工医保和城镇居民医保，加快覆盖就业人口以及老人、残疾人和儿童；今年城镇居民医保的政府补助水平也要提高到每人每年120元。改进城乡基本医疗保障服务，简化报销手续，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做好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城乡医疗救助各项制度之间的衔接工作。

　　二是通过基本药物制度“减负”。要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对治病优先需要的基本药物进行统筹管理，从制度上保证其价格的稳定性和可及性。在所有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机构实行药品价格零差率销售，通过实行公开招标采购，统一配送，使群众用上安全、放心和价廉的药品。目前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经发布，确立了307种基本药物；通过试点使得许多地方基本药物价格降低了25%—50%，且全部纳入医保报销范围。

　　三是通过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减负”。公立医院作为我国医疗服务机构的主体，承担着为广大群众健康服务的重要职责，必须坚持公益性方向。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形成规范合理的政府投入机制，确保公立医院真正姓“公”。改革“以药补医”机制，逐步取消药品加成，切断医院与药品销售之间的利益链条，改变过度依赖药品销售收入维持运转的局面。适当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减少“大处方”和过度检查，进一步降低药品、医用耗材和大型设备检查价格。公立医院由此减少的收入或形成的亏损通过增加政府补贴、增设药事服务费等途径解决，药事服务费纳入医保报销范围。

　　四是通过强化规范监管“减负”。要对非国家基本药物加强监管，严格市场准入和药品注册审批，大力规范和整顿生产流通秩序，促进药品生产、流通企业的整合，尽快建成高效率、低成本、符合国情特点的药品流通供应保障体系。加强产供销各环节的监管，杜绝旧药“高价复出”。充分发挥行政监督、技术监督和社会监督的作用，坚决治理医药购销中的商业贿赂。加强对公立医院财物收支、业务开展、资源布局的规范，开展对公立医院的绩效评估，吸收患者和群众参加对公立医院管理的监督，使得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落到实处。

　　2009年3月，备受瞩目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以及国务院关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相继公布。以此为标志，新一轮医改揭开了大幕。

　　医改方案的制定，从2006年6月启动，历经了近3年时间的讨论、研究和修改。在方案制定过程中，中央高度重视，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既发挥了各方面专家学者的积极作用，又征求了广大群众的意见建议达数万条。这是一个体现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从理念到体制重大变革的医改方案，是一个凝聚社会各方面心血和期待、惠及13亿人健康福祉的医改方案。

　　医改方案的主要思路是合理划分“基本”和“非基本”。政府主要抓好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基本药物制度这“三基”，建立一个从医到药，从预防到治疗，保障群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机制，做到保基本、广覆盖、可持续。这是我国卫生事业从理念到体制的重大创新，为建立中国特色的医药卫生体制指明了方向。那么，医改方案实施已一年多了，它的效果如何？还将给我们带来哪些看得见的实惠呢？

　　一年多来，国家先后实施了为3038万名15岁以下人群免费补种乙肝疫苗、为175万名农村妇女免费检查宫颈癌、为21万名贫困白内障患者做复明手术等六项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到2011年，在全国统一建立居民健康档案，提高公共健康管理水平，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标准不低于20元。

　　一年多来，中央投入200亿元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在岗培训基层医疗卫生人员；制定《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并在16个城市开展试点。到2011年，每个县至少有1所县级医院基本达到标准化水平，共新建、改造14700所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基层培训医疗卫生人员189万人次；公立医院将逐步取消药品加成，明显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形成多元办医格局。

　　一年多来，新增城市和农村医保覆盖人口10116万，各级财政对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的补助标准稳步提高。到2011年，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最高支付限额将分别提高到当地职工年平均工资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6倍左右，新农合最高支付限额提高到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6倍以上。

　　一年多来，30%的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行了国家基本药物制度，通过实行零差率销售，有效降低了药价。到2011年，所有公立基层医疗机构将配备和使用基本药物，其他各类医疗机构也都按规定使用基本药物。

　　俗话说：“健康是福。”医改方案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美好的远景：到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到那时，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基本适应人民群众多层次的医疗卫生需求，人民群众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让我们携起手来，坚定信心，共同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