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区经济效应的经验检验与发展战略研究综述[1]　

　　姜鸿，张艺影

　　（常州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苏常州 213164）

　　摘要：在WTO全球自由贸易谈判受阻的情况下，建立自由贸易区已成为世界各国的首选。对自由贸易区经济效应的经验检验通常采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和特定要素模型进行事前预测，运用贸易引力模型进行事后说明。中国应借鉴国外经验，制定推进我国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总体规划，实现贸易利益与其他经济利益的均衡。

　　关键词：自由贸易区；经济效应；发展战略

　　从全球资源配置效率来看，全球自由贸易无疑是最优的。然而全球自由贸易谈判内容庞杂，成员立场难以统一，使得以具有谈判时间短、见效快等诸多优点的自由贸易区（FTA）成为世界各国的次优选择。现实促使学者们开始寻找FTA的各种经济效应，探究FTA的发展战略。

　　一、自由贸易区经济效应的事前预测与事后说明

　　FTA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1950年Viner提出的关税同盟理论，该理论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两方面阐述了关税同盟的静态福利效应。其后FTA的经济效应研究多以关税同盟理论为基础，以定量分析方法为主进行经验检验。对FTA经济效应的经验检验通常采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和特定要素模型（Specific Factors Model）进行事前预测（ex-ante），运用贸易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进行事后说明（ex-post）。

　　（一）CGE模型事前预测

　　CGE模型是最成熟、运用最多的经验检验方法。Brown、Deardorff和Stern（1992）构建的密歇根大学CGE模型，预测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对美国和墨西哥GDP的影响较小，对美国工人工资的影响很小。[1]Peat Marwick（1991）采用CGE模型，预测NAFTA将使美国的化工业、机器和运输设备制造业扩张，而纺织业、家具和电子设备制造业将萎缩；Chirathivat（2002）的结果表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分别使中国和东盟获得2986.2、1787.1亿美元的福利收益；[2]Brown、Kiyota和Stern（2005）模拟了美国与中美洲国家、澳大利亚和摩洛哥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经济影响。[3]

　　美国普渡大学开发的CGE模型——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被国内学者广泛地用于贸易政策分析。杨军等（2005）采用GTAP模型分析了中国与澳大利亚建立FTA后对双方国内产业的影响，结果显示，由于两国在经济上的显著互补性，FTA的缔结将使两国和世界的福利得到改善，其中，中国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获益较大，而农业部门则面临进口农产品的严竣考验。[4]李众敏（2007）分析了中国分别与新西兰、印度等六国的双边贸易关系、贸易结构竞争性与互补性，并根据GTAP模型分别分析了中国与六国建立FTA的短期和长期经济效应，建议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三国应作为中国短期FTA战略的首选谈判对象，而韩国、印度与南非三国则应被中国作为建立长期贸易关系的重点国家。[5]另外，薛敬孝、张伯伟（2004）采用该模型，对东亚地区各种可能的贸易合作安排的效果进行了模拟分析；周曙东等（2006）对建立中国—澳大利亚FTA所产生的经济影响进行了情景模拟。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与澳大利亚Monash大学政策研究中心于1996年合作构建了PRCGEM模型，樊明太、郑玉歆（2000）运用改进的PRCGEM模型，模拟了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宏观经济、行业和地区经济的短期比较静态影响，分析和探讨了这些模拟结果的政策含义。[6]

　　（二）特定要素模型事前预测

　　要素禀赋理论是在长期条件下从供给面来探讨要素禀赋与国际贸易间的关系，长期内国际贸易对收入分配和产出格局的影响是基于商品要素密度的差异。Samuelson和Jones（1971）创建了特定要素模型，将短期因素引入到要素禀赋理论框架中。该模型假定劳动力可以在部门间自由流动，而每个部门使用的资本是特定生产要素，只能在本部门用于生产特定产品。Thompson（1994）发展了特定要素模型，把该模型应用于实证研究，以分析商业政策对日本经济的影响。该模型假定产品市场是充分自由竞争的，产品成本等于价格，生产函数具有固定替代弹性。[7]Thompson（1996）用该模型预测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美国阿拉巴马州17个产业要素收入和产出的比较静态影响。结果表明，北美自由贸易区建立后，阿拉巴马州纺织业和服装业资本报酬将分别下降38.5%和54.4%，产出分别下降0.93%和1.39%，生产工人工资将下降6.94%，非生产工人工资将上升0.003%，其他15个产业资本报酬和产出将上升。[8]Thompson和Toledo（2001）用该模型预测了南美自由化进程对玻利维亚的农业、采掘业、天然气、制造业和服务业等5个产业收入和产出的影响，结果显示，自由贸易将使玻利维亚农业和服务业资本报酬分别下降17.7%和29.8%，产出分别下降5.7%和7.6%，采掘业、天然气和制造业资本报酬分别增加18.3%、24.5%和20.5%，产出分别增加3.6%、5.3%、和18.8%，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工资分别下降12%和4.7%。[9]Toledo（2004、2005、2006）用特定要素模型，分别预测了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产业资本报酬、劳动力收入和产出的影响。姜鸿（2006）进一步改进了Thompson的特定要素模型，预测了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对中国劳动力和5个产业特定资本的收入影响。结果表明，中国纺织服装、通用设备和塑料制品产业资本报酬将分别上升6.12%、5.57%和5.32%，纸及纸制品、铜等有色金属其产业资本报酬将分别下降11.49%和12.64%，整个劳动力工资则上升3.3%。

　　（三）贸易引力模型事后说明

　　自20世纪60年代起，贸易引力模型在分析双边贸易流量时得到广泛应用，它借鉴了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认为两国贸易流量的规模与它们各自的经济总量呈正比，而与它们之间的距离成反比。最早将贸易引力模型应用到国际贸易领域的是Tinbergen（1962）和Poyhonen（1963）。Aitken（1973）在分析欧洲经济共同体（ECC）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时，在引力模型中引入了表示两个国家同属于一个贸易集团的虚拟变量，其目的是分析贸易集团对集团内国家的贸易创造效应，在模型中引入了代表两个国家是否具有共同边界的虚拟变量，其理由是如果两个国家拥有共同的边界，其间的贸易就会大大方便。[10]Krueger（1999）的引力模型结果表明，NAFTA对美国影响相对较小，对墨西哥来说，贸易创造效应大于贸易转移效应。Cernat（2003）则运用引力模型对几个较小的区域贸易协定进行了研究。国内学者对贸易引力模型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谷克鉴（2001）提出了中国贸易引力模型构造的初步方案。姜书竹、张旭昆（2003）运用贸易引力模型，对影响东盟各国双边贸易量的因素进行了定量的估计和考察。盛斌、廖明中（2004）从总量和部门两个层次，就中国对40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潜力进行了估算。[11]李猛（2006）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成员国间双边贸易扩大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陈雯（2009）运用引力模型的“单国模式”对2002-2006年期间中国和133个贸易伙伴的贸易数据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近几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同东盟国家的进出口贸易。[12]

　　除了上述主要的经验检验方法外，部分学者也采用了一些其他方法。Ramasamy（1995）通过估计出口需求的价格弹性，计算了东盟（ASEAN）实现自由贸易后的贸易转移效应。[13]张彬、张澍（2005）运用似不相关回归及反事实估计的方法，测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给美国带来的静态效应及其对中美贸易的影响。[14]李荣林、鲁晓东（2006）以局部均衡为基础，建立校准模型，模拟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成后可能带来的福利效应。

　　二、借鉴国外经验促进中国自由贸易区发展

　　中国在FTA上起步较晚，2002年11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在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是我国同其他国家建立的第一个FTA。此后，中国FTA战略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多，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建立FTA的战略、经验及借鉴之处

　　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在FTA发展战略战略方面积累了较多的经验，可以供中国借鉴。王红霞（2004）在分析了美国推进区域及双边FTA的最新进展和动机后，提出一国在进行FTA谈判时应遵循FTA战略服务于国家安全及整体贸易战略的大原则，以高效的贸易谈判及决策机制为谈判基础，牢牢把握谈判的各个环节，尤其是要重视对FTA区域政策预警过程的谈判。[15]马建军和付松（2007）则认为美国在区域一体化和双边FTA的实践方面避免了重叠式的优惠贸易安排，提高了双边、多边和区域合作的效率，中国应借鉴美国成熟的经验，在坚持规则的一致性和层次性相结合的基础上，采取多边、区域、次区域和双边贸易自由化齐头并进的发展模式，并注意FTA在数量和规模上的适度。[16]关于日本的FTA战略，张祖国（2004）指出日本推进FTA战略的步骤是首先从最容易的突破口迅速取得成果，接着选择可以对本国经济具有积极效应的国家作为优先对象，最后根据形势的发展逐渐扩大签约国家或地区的范围。日本的这一FTA战略有利于防止经济下滑，扩大贸易和投资的机会，更为日本企业创造了规模经济效益。朱颖（2006）则提出农业保护与市场开放的矛盾以及人口流动（包括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是日本推动其FTA战略的两大挑战，日本必须尽力减小市场开放对农业的冲击，同时日本国内在是否接受外来劳工的问题必须达成一致的肯定意见，否则将对FTA总体战略的进展造成极大的阻碍。[17]任明、任熙男（2007）则认为日本的FTA政策虽然偏向保护国内竞争力较弱的农业、水产业，对FTA内成员国实行非对称性的市场开放，然而在工业市场上给予成员国很高的市场准入程度，从而不断吸引其他国家与日本缔结FTA。在研究韩国对外FTA战略的问题上，廖小健、廖新年（2005）认为在经济全球化下韩国设立专门机构、完善配套政策以及制度化FTA等战略部署是较为成功的经验，中国也应尽快建立起一套主旨明确、安排有序、措施具体的FTA战略，并设立一个类似韩国FTA局的统一管理与FTA战略实施工作的专门机构。柳萍（2008）指出韩国的FTA战略综合考虑了经济、政治和安保因素，无论从经济还是从政治、安保角度看，中韩FTA的构建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为此中国应加强与韩国政府的合作，建立互信机制，努力建立东亚多边安全机制，为推动两国FTA的构建打下良好基础。

　　（二）中国实施FTA的基本策略和政策措施

　　在论述中国实施FTA的基本策略和政策措施上，学者们的建议主要有九个方面。第一，制定推进我国实施FTA 战略的总体规划。陈柳钦、宾建成（2005）认为中国必须要有一整套FTA战略规划，既要加强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基础研究工作，建立起关于各个贸易伙伴的双边FTA可行性研究，又要改进和加强为签订双边FTA决策服务的研究工作。[18]第二，国家应建立专门机构具体组织实施FTA战略。考虑到FTA战略正式确立后将牵涉到本国的国际关系、外交政策、贸易制度等体制与政策层面的各个方面，张帆（2004）主张中国应建立专门部门负责FTA战略实施的工作，具体包括主持开展研究、组织谈判、对内沟通和协调以及对外宣传等，这对推动FTA战略实施而言意义重大。第三，既要考虑与贸易相关的静态经济收益，还要考虑动态经济收益及非经济收益。李向阳（2005）认为，传统的区域经济合作强调对成员国的静态收益，包括改善成员国的贸易条件，获取规模经济收益，强化竞争和吸引外国投资等。但经验研究显示，这些静态收益并不大。由于区域贸易协定把成员国经济客观上融为一体，各成员之间的政治、安全、外交领域的共同利益必然会增加。同时，区域贸易协定通常能够提供区域内的公共产品，如环境保护、共同资源开发和打击跨境犯罪等。更重要的是，大国在推进区域经济合作方面越来越重视以政治为主的非经济因素。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在估价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收益中，既要考虑与贸易相关的静态经济收益，还要考虑动态经济收益及非经济收益。第四，实现贸易利益与其他经济利益的均衡。[19]冯雷（2005）展示了NAFTA的实施效果并对各成员方的战略利益进行详细分析，提出构造区域贸易安排应做到战略利益优先并努力实现贸易与其他经济利益的均衡。第五，合作伙伴优先选择周边国家。[20]周强、李伟（2005）发现周边国家对华投资额占中国吸收外资的七成以上，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再加上近年来周边国家对华投资的环境进一步得到改善，在此情况下，中国应该集中有限的资源优先发展与周边国家的自由贸易伙伴关系，特别是建立和经营好东亚自由贸易区。第六，优先与发达国家签署FTA。孙玉红（2007）从进口变动、比较优势、产业集聚和吸引外资四个方面的利益分配着手考虑，发现南南型FTA在进口变动的情况下可能造成发展中国家福利受损，此外还将使区域内成员国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只有在南北一体化的情况下，南方国家才能获得更大的产业集聚效应，并有利于利用外资和获得技术外溢效应。第七，充分利用模仿优势，吸取FTA正反两面的经验。任寿根（2002）从模仿经济学的角度剖析了中国建立内地港澳自由贸易区的优势和可能性，建议采取速成式战略，充分发挥模仿优势，借鉴世界其他国家的成熟经验，趋利避害，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佳效果，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地区）建立FTA起到良好的示范效应，最终推动亚洲FTA的构建。[21]第八，FTA谈判中要防止落入FTA中可能隐含的陷阱。盛建明（2007）剖析了FTA谈判中常见的五种“陷阱”，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在FTA 谈判中的防范陷阱之道。其中包括充分认识FTA之局限，重点关注贸易利益，不可迷信“标准条款”，始终坚持量力而行，切莫轻信“继续谈判”，尽量避免自相矛盾。[22]第九，争取成为“轮轴一轮辐”体系的轴心国或次级轴心。衣淑玲（2006）发现亚太地区双边FTA的多层次的网络化的轴心——辐条体系中，轴心国或者次级轴心国通过自贸区原产地规则获得最大化利益，但轴条经济体却收到不公正待遇，因此，各经济体应积极推动以自身为轴心或者次级轴心的FTA战略，争取区域内主导权。[23]

　　（三）中国参与各个特定自由贸易区的策略

　　许多学者对中国建立东北亚FTA、中日韩FTA、中韩FTA的可行性与策略进行了专门的探讨。王胜今、于潇（2007）探讨了东北亚地区建立FTA的现状与趋势，发现东北亚缔结双边FTA进展加快，双边FTA具有较强的政治目的性和功能性，并预测由于在经济和政治上的顺利合作，中国与俄罗斯未来有可能发展自由贸易伙伴关系。[24]郑昭阳、孟猛（2007）根据GTAP模型分析东北亚FTA三种路径的经济效应，发现中、日、韩分别与东盟建立FTA和以三个10+1为基础再建立中韩和日韩FTA都不是最佳方案，只有10+3FTA使东亚各国获得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尤其是中、日、韩三国的福利水平显著提高。崔日明、包艳（2007）提出中日韩FTA建立的路径，从理论上看，如果只考虑经济因素，那么中、日、韩三边同时缔结FTA则获得的收益最大；如果考虑到现实中政治和经济因素，具有可行性的路径是中韩之间缔结FTA后再加入日本，最后实现三边FTA。[25]杨树明、陈功（2007）论述了中韩FTA构建思路，即中韩两国在达成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共识的基础上将FTA战略纳入制度轨道，以既存的多边或区域法规和标准作为制定中韩FTA规则的参考，增加对话和措施，拉近差距和减少贸易争端，借助行业协会、贸易促进会等民间力量建立起高效的、现实可行的自由贸易关系。[26]

　　三、以建立自由贸易区为契机实现产业安全与贸易顺差之间的协调

　　现有文献成果众多，研究方法丰富，有事前的预测，也有事后的说明。研究的范围较宽，既有多边的FTA，也有双边的FTA。对前者的研究较多的是北美自由贸易区、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对后者的研究较多的是围绕自由贸易区中的轴心国智利、新加坡、墨西哥建立的双边FTA。研究内容上，主要探讨了FTA的成因，FTA对成员国和非成员国国民福利、经济增长、就业、产业安全、国际直接投资等的影响，实施FTA战略的对策建议等。

　　在讨论如何利用FTA方面，文献通常建议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扩大本国产品对FTA其他成员国的出口，对本国弱势产业加强保护，在FTA谈判中争取作为贸易自由化的例外处理或延长降税过渡期，以维护本国产业安全。但是对于中国这样长期处于巨额贸易顺差地位的国家，在FTA战略中如果严格执行这样的策略，既可能遭到伙伴国的抵制，也会进一步扩大其贸易顺差，引起更严重的贸易摩擦，也造成资源和资金的浪费，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强双边多边经贸合作。采取综合措施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因此，在未来FTA战略研究中，有必要探讨产业安全与贸易顺差之间的协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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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姜鸿（1970—），男，湖北黄梅人，教授，主要从事国际贸易研究。

　　　　　　  张艺影（1975—），女，四川渠县人，副教授，主要从事产业经济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08CJY046）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20080430497）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