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循序渐进地扎实推进，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特定社会的政治体制都与该社会的政治生态状况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当代中国的国情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基础。我们既不能超越，同时又不能落后于当代中国既定的社会历史条件。

　　持续不断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贯穿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过程的伟大事业，是我党坚定不移的重大基本方针。邓小平同志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十分重视政治体制改革。他深刻指出，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在大力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充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相互作用和相互促进的作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深入发展，取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成果，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重要做法和重要经验，也是我们对于当代中国伟大的改革事业必须坚持的一个基本判断。那种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只有经济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看法是失之偏颇的。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也是一个牵涉到亿万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十分错综复杂的系统工程。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价值取向是达到五个“有利于”，即有利于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有利于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此，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将改革视为根本动力，将发展视为重要目标，将稳定视为前提条件。没有稳定作为前提条件，任何改革和发展都无从谈起；而不改革、不发展，故步自封和墨守成规，也谈不上稳定和发展。认真处理和把握好三者关系，就能总揽全局，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保证经济和社会的顺利发展；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导致混乱，付出沉重的代价。因此，必须从整体上把握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内在辩证关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协调统一起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循序渐进地扎实推进，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从我国国情出发，不断积累和总结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同时以海纳百川的心胸，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积极稳妥、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使生产关系更好地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更好地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特定社会的政治体制都与该社会的政治生态状况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政治体制改革过于超前或者过于滞后的原因都在于对影响政治制度的政治生态的忽视。恩格斯指出：“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这里所说的现实的基础，就是由社会生产力水平、政治文化状况、政治资源的质量和数量、国民的政治素养等决定的具体的政治生态状况。根据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原理，恩格斯认为，政治的状况决定于人们用以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的方式，决定于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装备，决定于生产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决定于围绕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马克思主义者对待民主和自由等问题，都是充分考虑了决定民主和自由的政治生态状况的，是具体的民主和自由，而不是脱离社会历史状况的抽象的民主和抽象的自由。马克思说：“人们每次都不是在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规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他还指出：“生产者不占有生产资料是不能获得自由的”。民主和自由作为人民的基本权利，作为美好的制度安排的结果，其实现程度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的性质。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文明程度和阶级状况所规定和所容许的范围内实现的。正如马克思说的那样，“权利永远不能超过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文化发展。”

　　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在中国历史和现实双重影响所决定的特定的政治生态环境中进行的，当代中国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即当代中国的国情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基础。我们既不能超越，同时又不能落后于当代中国既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事实证明，任何国家的政治制度设计都应该在充分权衡了该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定状况，充分权衡了该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基础上，根据该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承受能力来作出具体构想的情况下，才是切实可行的。政治生态环境是任何制度设计都必须充分加以考虑的，任何政治制度只有适应了特定的政治生态环境才是合理的，因此，不存在着各国通行的政治制度，政治制度模式和政治文明具有多样性。任何脱离国情，简单地仿效和照搬照抄其他国家制度的所谓制度改革的做法，或者忽视具体的社会现实基础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和做法都是错误的。不能将西方的政治模式和政治文明当成全球普适性的东西。在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中，之所以不能简单地把搞多党制度、三权分立等西方的那一套看成是解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就在于充分考虑到了中国历史的和现实的政治生态，体现出了负责任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作者系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