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在强调提高城镇化发展速度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提高城镇化的质量。而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和谐，各个方面的结构性的和谐。比如说城市化质量要提高，现代服务业就很重要，而现代服务业很多都是和市场化相联系的。因此，很难想象一个社会的市场化落后，它的现代服务业能够发达；很难想象在市场化落后、现代服务业落后的情况下，它的城市化质量能提高。所以，在“十二五”期间，如果从一开始就特别强调城市化质量的话，就必须高度重视产业结构的调整。再比如，在我国经济结构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即工业制造业结构，带有强烈的自我循环色彩，为投资而投资，属投资驱动型。我们曾对中国工业结构中的42个行业做过一个研究，研究不同时期不同产业产生的需求主要带动什么。我们发现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带动经济增长最快的部分产生的需求，主要是带动制造业本身的需求。这是一个内部循环，没有溢出。这就表明，除了我们说的体制问题和投资偏好问题之外还有结构原因，经济结构本身就是投资自我驱动的。如果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使其溢出到消费领域，只要投资一增长，消费弹性就会增大，这样我们的城市布局、整个经济结构就会更好一些。因此，对中国的城市化速度，不需要太多的担心，但对城市化的质量，要下大功夫。这个质量首先是城市功能要和经济发展、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相吻合。这些调整任务可能是非常艰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