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之初中国人的民主观念，是在英国式民主观念的基础上展开的，对英国式民主的接受和倡导是五四时期民主观念激进化演变的逻辑起点。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接受英国自由主义民主观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法国激进主义民主思想的影响，而且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推进，后者呈现出日益加强的趋势。

　　●在新文化运动向前推进的同时，国内外发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它们改变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势，反映在思想层面，则是俄国革命受到追捧，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西方民主主义的影响削弱，民主观念又开始了新的转变。

　　19世纪中后期开始，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逐渐选择了民主，从此“民主”开始进入中国人的思想世界。然而，中国人对民主的认识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一直没有形成统一而稳定的民主观念。“五四”时期是民主观念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对当时的主流文化人来说，他们的民主观念经历了一个从英国式民主到法国式民主再到俄国式民主的激进化演变过程。

　　一

　　五四之初中国人的民主观念，是在英国式民主观念的基础上展开的，换言之，对英国式民主的接受和倡导是五四时期民主观念激进化演变的逻辑起点。

　　英国式民主观念的内涵主要包括民主运动的“英国方式”——政治的演进、权力的转移、民主的扩展以较为保守、温和、渐进的方式进行以及经由霍布斯、斯宾诺莎特别是洛克阐述的民主理论。中国人在比较的意义上真正触及洛克式或英国式自由主义民主观念的是严复，他敏锐察觉到“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政治秘密；而康梁所领导的戊戌变法，则可看作是对英国式民主的一次实践。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中国式的启蒙运动，借鉴了多方面的西方思想资源，其中包括对洛克以及英国民主思想资源的运用。陈独秀的民主思想也是如此。尽管陈的民主观念包含着较多法国因素，但他对自由、人权、个人主义等民主观念的宣传和倡导，在当时并不比其他人逊色。比如他呼吁中国人去掉家族本位而树立个人本位，养成“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他大张人权旗帜，主张以人权和科学两位“先生”引导中国新文化建设等。李大钊也曾是英国式民主观念的有力宣传者和倡导者。他曾明确指出，自由是人类生存必需之要求，是与生命同样贵重甚至远在生命之上的最重要价值；同时又认为，现代社会的自由是宪法保障下的自由，“无宪法上之自由，则无立宪国民生存之价值”。李大钊还肯定了英国立宪民主自然演进的成长方式，主张中国人应该像英国人那样，“固其秉彝之心田，冒万难以排去其摧凌，而后以渐渍工夫，熏陶昌大其光采”。

　　陈、李之外，还有不少新文化人对英国式自由主义民主抱有不同程度的信仰。如高一涵提倡小己主义，认为“先有小己，后有国家，非先有国家，后有小己。为利小己而创造国家则有之矣，为利国家而创造小己未之闻也”。这也符合自由主义民主的精神。青年毛泽东曾列举自文艺复兴以来各个领域发生的许多重大变革，主张以温和的方式实行“忠告运动”、“呼声革命”或“无血革命”。他称“无血革命”要远远胜过那些“毫无效力”的“炸弹革命”或“有血革命”，而“无血革命”的方式其实就是英国方式。

　　综上所述，五四运动开始后的一个时期内，新文化思想精英们均表达了各自的民主观念，这些观念主要包括对个人自由权利相对于政府权力之优位性或高位性的强调，包括对基于人民主权和保障人权而设的代议制政府的政体选择，包括对温和、渐进、改良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设方式的推崇。这些观念在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有的直接取自英国，有的则表面与英国无关。但不论哪种情形，它们都体现了洛克等思想家所阐述的、主要在英国实行的宪政民主的特点。

　　二

　　五四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活跃在当时思想舞台上的并非只有“民主”一家，而“民主”又并非只有英国模式一种。如果用“温和”与“激进”区分，则必须承认，时人观念中的“民主”，除了相对温和的英国模式外，还有较为激进的法国模式。

　　法国式民主的主要思想代表是卢梭。卢梭思想的特点是强调平等而不是自由，并且承认革命的合理性。他又强调每个人都要绝对服从国家权力所代表的公意，如果有人拒不服从，“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所谓“法国方式”，——不同社会力量在民主进程中互不妥协，暴力和革命成为民主运动的主要形式——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卢梭思想的实践或体现。

　　西方民主思想传入中国之初，人们未必意识到英国方式和法国方式的区别，但是人们的观念兴趣，实际上很早就将法国方式包含在内。这主要表现为对卢梭及其学说的推崇。新文化运动时期，法国式激进民主思想的影响更为明显地体现出来。实际上，陈独秀发起新文化运动，即是对以法国为中心的西方启蒙运动的效法。新文化运动开始后，陈独秀专门发表文章对法国文明予以赞颂。其“人权”口号也与法国的《人权宣言》有关。他一方面强调主权在民，同时强调为了保全全体国民之权利应该牺牲个人的部分权利。另外，陈独秀所表现出来的即使断头流血也在所不惜的激进姿态，也与法国革命者相一致。

　　五四时期接受和大力推崇卢梭民主观念的另一位代表性人物是高一涵。尽管他曾表达过一些洛克式自由主义民主理念，但他总体上是一位卢梭主义者。他对卢梭思想的接受，集中表现于对其“公意”说和人民主权学说的推崇。“至卢氏而人民主权，乃克建极。……而此总意之发表，由人民直接集会票决之。故真正主权之人，惟属于人民全体”。他还说：“准卢梭主权为人民总意所成之例，则可知吾国主权，既无物质，亦应由吾人人民总意肇发之”。在他看来，物质条件缺乏的中国，人民照样可以通过发表总意，实现人民主权，建立民主政治。高一涵还称赞法国革命，认为“卢梭之学说，非经法国大革命之锻炼，必不能骤见诸实行”，革命在特殊情况下完全必要且“无可逃避”。

　　作为一位英国式自由主义民主的信奉者，李大钊曾对英、法两国民主运动进行过比较，认为“英无法之惨剧，而获得之政治，什倍于法；法以百年之血历史，易得者仅勉为共和”。言下之意即法国人以流血革命争取民主代价太大。1917年以后李大钊的看法发生了改变。他开始赞扬法国革命，称法兰西自由之花，经过数十年牺牲之血以灌溉之，始有今日之繁茂。他还接受卢梭的“公意”说，强调基于普遍意志的民主，才真正符合民主精神而不致流于形式。李大钊对普遍意志的强调，表明他已经从之前信仰的洛克式自由主义民主观转向了卢梭式的以消解个人自由为特征的激进民主观。

　　上述情况表明，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接受英国自由主义民主观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法国激进主义民主思想的影响，而且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推进，后者呈现出日益加强的趋势。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近代中国政治发展进程屡遭挫折，尤其是民国以来北洋政府以民主之名行专制之实，大大损害了宪政民主的声誉，从而使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发生激进化转向；二是近代中国频遭列强侵略，摆在人们面前的头等任务是争取国家独立而不是争取个人自由，由此导致自由主义民主的思想空间受到挤压，体现“公意”的集权主义民主受到欢迎；三是近代中国人受进化论影响，具有一种不断趋新的集体意识，在他们看来，后起的法国革命优于此前的英国革命，集权主义优于自由主义，直接民主优于间接民主；四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兴起了一股批判代议制的思潮，这种思潮传入中国后，也对人们的民主观念形成了一定影响。

　　三

　　在新文化运动向前推进的同时，国内外发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如十月革命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五四运动发生、孙中山护法斗争失败等。它们改变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势，反映在思想层面，则是俄国革命受到追捧，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西方民主主义的影响削弱。于是，民主观念又开始了新的转变。

　　新转变开始于对俄国革命的拥抱，李大钊是这方面的第一人。他于1918年连续发表三篇文章，对俄国革命进行了热情的赞颂，认为俄国革命与发生于18世纪末期的法国革命性质迥异，不可同日而语。1919年正式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后，李大钊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审视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并思考“无产阶级民主”的有关问题。他认为，普通所说的平民政治，其实不过是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只有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才是真正的平民政治；而现在的平民政治，正在由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向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发展的途中。不过李大钊并没有将无产阶级平民政治永久化。在他看来，无产阶级平民政治乃是推翻资本主义后之“过渡时代”即“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民主形态。随着阶级制度的消灭，阶级统治将会消失。那时就只剩下对事物的管理，而没有了人身的统治。那个时候，真正的平民政治，才能实现。

　　这一时期，陈独秀的民主观也在发生转变。1917年之后，他开始指责欧美诸国所实行的民治主义“不彻底”，同时也认为我们现在要实行民治主义，还是有必要“拿英、美做榜样”。而在1920年正式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陈独秀对欧美民主的态度就不再有所保留了。这时他已将欧美民主看作仅仅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主张应该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即无产阶级专政。他说，什么民主政治，什么代议政治，都是资产阶级的专有物，与劳动阶级无关。我们应该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中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

　　五四后期，还有一些早先的民主主义信仰者也转而批判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张无产阶级民主。比如蔡和森，他在留法期间（1920年至1921年）曾致信毛泽东，对“中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进行批判，主张用阶级战争手段“把中产阶级那架国家机关打破（无论君主立宪或议院政治），而建设一架无产阶级的机关——苏维埃”；同时强调苏维埃“只有工人能参与，不容已下野的阶级参与其中”。毛泽东对蔡和森的意见表示赞同。毛泽东自己也曾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友会上批评各种渐进、温和、改良的社会政治主张，强调只有共产主义的激烈方法，即阶级专政的方法，才可以收到预计的效果，所以最宜采用。周恩来提出，在欧美等西方国家，由于最高权力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民主政治普通选举不过是“欺人之谈”；共产主义者决不作枝叶的改良，而是要大刀阔斧地实行共产革命；革命成功后，以劳动阶级建立强有力的政府，政权由一个生产阶级来掌握。

　　近代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发展较为落后的国家，相应地民主政治也未能在近代中国建立起来。十月革命的消息给中国人带来了希望，故而有了上述一部分激进知识分子民主观念的转变。他们根据自己对刚刚接受不久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将欧美民主视为仅仅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加以完全否定和排斥，对俄国式的苏维埃民主予以毫无保留的肯定和欢迎；并且认为只有在推翻前一种民主之后，真正的民主政治才能够建立起来。十月革命之后人们思想的这一变化，将五四以来日益激进化的民主观念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陈先初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