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9日，联合国第16次气候变化大会在墨西哥的坎昆举行。这是自去年丹麦哥本哈根会议以来全球最高级别的气候变化大会。到2050年，地球人口将超过90亿。为适应人口的急速增长，避免气候危险变化，除了向全球低碳经济过渡别无他法。这也是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亟须解决的问题。因此坎昆气候会议，具有重要意义。

　　在整个20世纪，全球气温上升了 0.7摄氏度，几乎每一年的气温都会比前一年更高。假如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维持目前的标准不变，那么全球的气温仍将会继续升高 0.5摄氏度左右，因为海洋温度改变的速度相对较慢，它们升温需要更长的时间。但事实上，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一直在持续攀升。在过去的 20年中，世界各国都在就气候问题进行协商和谈判，但各国仍在按照原定的轨迹继续排放二氧化碳。

　　《哥本哈根协议》提出的目标是，世界各国应力争将地球升温的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因为2摄氏度一直被视为是危险的门槛。多数签约的国家均承诺将采取行动降低碳排放。但国际能源署认为，如果按照目前的排放标准，那么到2100年全球气温将升高 3.5摄氏度。为实现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的目标，能源清洁化率控制在2.8%只是第一步。从 2020年到2035年，全球能源清洁化率必须提高一倍，达到5.5%。这一标准显然很难实现。

　　从联合国召开的第一次气候大会到现在已经走过近20年的漫长道路，它已不再是单纯的技术性探讨，而是渗透了政治角力。部分发达国家企图弱化自身减排指标，弱化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转让技术的义务，另一方面又试图将减排负担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强调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减排上的“共同责任”，希望脱离《京都议定书》下的谈判框架，另起炉灶达成一个包含所有国家的单一法律条约。其实，应对气候变化、作出减排承诺、采取实际措施，是牵涉到一个国家短时间内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的问题。

　　去年各方在哥本哈根达成共识，发达国家承诺在2012年前向发展中国家提供300亿美元的快速启动资金并承诺1000亿美元的长期资金，人们希望在坎昆能就其落实作出安排。与此同时，人们也希望包括转让技术和促进转让的原则安排能在此次会议上取得积极进展。欧盟在这方面的进展很快，据统计，今年欧盟已经筹集到22亿欧元的“快速启动”资金，它就是欧盟承诺的从2010年到2012年期间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总计 72亿欧元中的一部分。在坎昆气候大会上，欧盟还给出一份全面的报告，来说明今年是怎样实现自己的承诺的。同时，欧盟要求发展中国家建立履行其减排承诺的透明度，以及发达国家将如何提供长期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透明度。

　　根据巴厘路线图的要求，发达国家的资金必须是额外的。但是，目前发达国家承诺的资金，只有部分是“额外的”，相当一部分是传统的 ODA即“海外发展援助”资金。发达国家认为，适应气候变化就是一个发展问题，ODA纳入气候变化资金渠道，是合理的；但是，发达国家也会提供额外资金，用于发展中国家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发达国家在资金问题上态度积极，但“打折扣”。如果发展中国家不接受，则可能停滞不前，一无所获；如果表现一定的灵活性，敦促发达国家加大额外性，就有可能达成妥协。而且，资金问题的妥协还与发展中国家减缓行动的“透明度”即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三可）相关联。发达国家在资金问题上表现出积极姿态，也会要求发展中国家接受“三可”。对于发达国家资金所实现的减缓行动，接受“国际磋商与分析”不会有反对，但对于发展中国家自主减缓行动的透明度，在“国际磋商与分析”的细节方面，发达国家也需要接受发展中国家的有所保留。

　　众所周知，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最主要的排放国，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却一直扮演着“阻碍者”的角色。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会议通过的《京都议定书》成为了新世纪全球气候行动的蓝本。可是，美国政府这个温室气体排放最大国家退出，给这个全球气候协议以沉重打击。历时8年后，直到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会谈才逐渐恢复信心。2008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当时还是总统候选人的奥巴马曾对媒体发誓，如果他当选将力促美国重新恢复全球气候行动的领导地位。奥巴马上台后，国际社会都在期待着美国国内的气候立法进程。因为有了《京都议定书》的教训，人们知道在美国国内没有完成气候立法的情况下让美国在国际会谈中签字，那个签字最后并不算数。但是，2009年美国气候立法的唯一成果只是《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以微弱多数在众议院被通过。另一方面，美国参议院的气候立法进展非常不顺利。减排目标和各项减排措施不断被修改，目标不断降低，但仍然得不到足够数量的参议员的支持。到了2009年7月，美国就此宣布，无限期搁置参议院气候变化立法工作。

　　2010年的中期选举，民主党在国会中的优势地位不再，共和党主导的国会可能难以将气候变化法案摆上议事日程。另一方面，由于《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中提出的中期目标过于保守，无法使大多数其他国家满意，因此，即使该《法案》能够得以通过，也无法完全解决目前的谈判僵局。目前，要想在全球气候会议上达成最终共识，仍然必须得到美国的积极参与。哥本哈根会议上，美国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每年提供 1000亿美元的援助。但到目前看来这个承诺差不多还是一纸空文。为了重新建立自己在全球气候行动中的领导地位，美国应该在资金和技术等方面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和支持，而不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进程设置障碍。

　　事实上，任何缺少美国积极参与的国际气候制度都难言成功。然而，美国的政治体制又决定了要使美国国会通过并提出让各方都满意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减排目标困难重重。因此，现行气候制度下的谈判僵局在短期内难以得到妥善解决。作为重要的发展中排放大国，在当前的气候谈判中，中国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积极维护并促进由“巴厘路线图”确定的双轨谈判进程。但由于中国身为发展中国家，需要维护发展权益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国际合作，走低碳发展之路。中国的态度对谈判走势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无法决定和控制谈判的整体进程。正视国际谈判形势和中国所处的地位将有助于确定中国在未来的谈判中所应持有的基本策略。正如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指出，各国都有自己的国情，可能都有一些困难。但是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各国不能因为自己国内政治上、经济上的原因，而推迟、阻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