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政府只是执行机构，但在实际工作中，大多数重大的和非重大的决定其实都是政府作出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决策直接出自政府的某个或几个部门，有些虽然不是以部门的名义，但部门往往享有拿初步意见的权力，负责起草决策的文本，在决策中起着十分重要甚至关键的作用。而说起来是“部门决策”，其实往往就是那几个关键的主管领导人。

　　政府既是决策部门又是执法机构，这样虽然决策迅速果断，但也因此而容易造成决策轻率不谨慎、不成熟、欠周到，轻易出台的政策很可能遇到没有发现和考虑到的问题而使得执行大打折扣，甚至因执行不下去而朝令夕改。更严重的是政府部门决策时难免囿于局部情况甚至自己部门的私利，缺乏全局观念，不能从全局情况和整体利益出发，因而作出片面甚至错误的决策；更进一步，他们还利用自己拥有的执法权力，硬性和强制执行他们并不合理合法的决定，从而严重违背和损害整体利益。

　　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公务员公费出国旅游事件吧。这件事引起了民众的极大不满。为什么一般群众在街头摆个小摊儿都不允许，都要遭到城管的限制和驱赶，而他们竟可以大把地花费纳税人的钱出国游玩儿（其实在国内玩也一样）呢？虽然这里或许没有明文的政策可考，出国考察（旅游）总是有领导审批的，而领导审批也不是完全没有依据：关于公款的拨付使用、关于出国人员的规定、关于领导干部的少受限制的权力、关于名紧暗松、名存实亡或名有实无的公众监督，都提供了这种现象存在的可能性。这些政策为什么不能有效约束公款的滥用、公务员出国的随意性？关键就是这些政策都是部门制定的，每条规定看起来可能都很圆满，但综合起来却存在无意的缺口、回旋的余地甚至巨大的漏洞。

　　再就是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大幅降低退休金的政策。虽然它还没有正式出台，就已经惹得许多人激烈批评。这首先就是因为它是由政府某个部门起草的，又不知怎么透露出来。其实，像这样一个关系到几千万人退休待遇以及他们家庭生活的大事，怎么可以由某个部门仓促决定呢？怎么能保证那几个关键人物完全没有私利的考虑呢？关于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和企业职工退休待遇不公平甚至悬殊的问题，普遍存在，由来已久，积弊既深，盘根错节，既是严重的现实问题，又有复杂的历史原因，应该通过广泛和深入的讨论，进行全面和综合的考量，达成基本的认知和共识，然后再由全国人大会议作出公平合理的决策。

　　再比如楼堂馆所的建设，中央最近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严格限制。这已经是个老问题了，中央的这种通知也不知发过多少回。道理人人清楚，就是制止不住，不是还有县乡甚至仿照北京天安门和美国白宫建造政府大楼么？为什么？这还是部门决策的问题。中央的政策再好，如果不能落实也是枉然。从全国来看应该限制的楼堂馆所建设，具体到各地可以有很多理由寻求突破，也确实有很多空子可钻。部门的潜规则再上不了台面也是“规则”；地方的政策再“土”也是“政策”。如果不能解决这方面的决策机制问题，那就会摁倒葫芦起来瓢，你不让他建“楼堂馆所”，他还会建“培训中心”。最重要的还是加强地方人大的最高权力，建立民主决策机制，让财政开支真正符合民意，“钱为民所花”，将“公款”用在公用事业特别是改善民生的“刀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