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人类作为地球上最庞大的生物群体,必须遵从大自然生态的规律,而不能无限度地消耗自然资源。1931年,H.Hotelling在其《可耗竭资源经济学》一书中提出资源耗竭理论,被认为是资源环境经济学的开山之作。20世纪70年代以来,面对世界呈现人口高增长、经济高增长、高能耗、高消费的特点,资源经济学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72年出版的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斯·米都斯等研究小组成员撰写的《增长的极限》。该小组将人口增长、粮食供应、资本投资、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确定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五大因素,并运用计算机模拟五大因素的倍增时间,提出经济增长极限理论,预言自然资源匮乏将迫使工业化不得不放慢速度,人口增长、环境污染及粮食供给不足将导致人类在2100年之前崩溃。资源环境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并非危言耸听,人类若不及早反省自身的发展道路,必将遭到大自然的惩罚。

　　当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沉醉于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节节胜利时,少数学者已经开始研究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困惑。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英国哲学家杰瑞米·边沁创立功利主义哲学体系,提出人们一切行为的准则取决于是增进幸福抑或减少幸福的倾向,指出经济增长的目的在于增进社会全体成员的幸福,从而为福利经济学的产生了奠定了哲学与伦理基础。20世纪20年代,亚瑟·庇古的《福利经济学》问世,标志着福利经济学的诞生。此后,福利经济学家致力于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增长的关系研究,经济增长对社会福利增长的负面影响逐渐被认识。1992年,英国理查德·杜思韦特推出的《增长的困惑》一书,集其10年调查与求证的多国经济发展资料,经过严谨缜密的分析,告知世界经济增长带来的不是幸福和快乐,而是沉重的困苦。1993年,Veen-hoven经对部分国家人均收入与快乐程度相关性研究发现,尽管美国的人均实际收入90年代比40年代增长逾150%,但平均快乐水平却徘徊在72%左右,没有明显变化。二战后的日本人均实际收入大幅增长,平均快乐水平却始终在59%上下波动,无上升趋势。1998年,Cummins进行世界各国民众快乐程度横向比较,新加坡的人均收入是印度的82.4倍,以购买力折算也有16.4倍,但两国民众的快乐水平却近乎相同,且两国民众的快乐水平均比人均收入水平更高的日本高出许多。事实表明,经济的快速增长,物质财富人均消费量的增加,并未显著地增进社会福利。社会福利增进与经济增长究竟是何关系,的确是一个亟待解答的问题。

　　经济增长,表现为一国或一个地区生产的产品和劳务总量不断增加,通常用一定时期内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速度来衡量。西方经济学界主要从经济资源有限性与合理配置、技术进步与生产效率提高、经济制度与调控能力的角度对经济增长进行研究。因为与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相关的定性指标相对客观,定量数据易于采集,进行实证研究的条件比较充分,故其理论分支众多,研究成果丰硕。

　　社会福利被视为个人福利的总和,社会福利增长即指社会所有成员个人福利总和的增长。福利经济学以效用和偏好表示个人福利的大小,社会福利增长函数为若干个人效用函数的叠加。社会福利问题研究以效用论为基础,依托于主观价值判断,虽建立了若干经济模型,却因数据难以采集,实证研究陷入困境。

　　追求经济增长,或致力于社会福利增长,代表了人类社会两种不同的目标选择。人类社会在经济增长遭遇日渐短缺的自然环境资源约束的今天,是继续以经济增长为发展目标,还是转变为以社会福利增长为发展目标?黄有光在《福祉经济学》中文版序言中作了明确的回答:“幸福和快乐是人生的最终,而且是唯一有理性的最终目标。经济政策(甚至其他政策)的最终目标也都应该是为了增加人们的快乐。”对此,经济学界并无疑义。然而,为何社会福利增进目标至今仍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学界的力量仍主要投向经济增长研究,而不是社会福利增进研究?笔者认为,社会福利难以计量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将经济增长等同于社会福利增长,将经济增长视作社会福利增进唯一途径的认识仍居主导地位。

　　在人类社会度过的漫长征程中,经济增长的确是社会福利的基本助推器。正因为如此,20世纪20年代庇古初创福利经济学时,便将福利经济学的研究范围限定在“经济福利”之内。庇古认为,经济福利的大小与国民收入成正比,人们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劳动促进了经济增长,并享受经济增长带来的更大数量的物质和精神产品,进而使个人福利、社会福利均相应提高。现代福利经济学也认为,经济增长与就业率具有联动关系,就业机会即便不与工资收入挂钩,也具有增进个人福利感受的效果,虽菲利普斯曲线在理性预期下具有垂直化和失效的可能,但发展中国家可通过经济增长提高就业率,使更多的劳动者能够分享劳动果实,进而实现增进社会福利的目的。

　　然而,当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人均占有和消费的物质财富达到一定规模时,便有两大变化悄然而至:一是经济增长对社会福利增进的推动力逐渐减弱;二是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外部不经济效应日益强化,环境污染、能源价格高涨、精神空虚等问题开始困扰人们,社会福利水平提高受阻。统计结果表明,一国经济增长使人均收入逾5000美元,人们的快乐程度与收入之间已无显著正相关关系。笔者认为,该统计结果并非表明经济增长不能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而是表明经济增长对社会福利增进的正面作用部分甚至全部被其外部不经济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所抵消。既然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增长在一定条件下,显示非显著正相关,而资源的稀缺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又日益严重地束缚着现实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那么适时调整国家发展战略,将其目标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上转到社会福利增进上来,不是单纯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而且从文化的、政治的、心理的、制度的角度,去探寻与揭示社会福利增进的途径与源泉,无疑是正确的选择。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在确保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协调好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优化、节能环保、区域经济平衡、自主创新等方面的关系,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这表明我们党已认识到单纯强调经济增长的局限性和致力于增进社会福利的决心。

　　从18世纪边沁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哲学思想的提出,到福利经济学和相关学科为社会福利增进研究所作的贡献,再到日益增多的国家开始将经济增长战略向社会福利增进战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类为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所做的不懈努力。(作者单位:湖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