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名思义，哲学史应是哲学家的哲学思想的历史；哲学史应是哲学家的殿堂；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应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殿堂。然而在翻检近30年来出版的诸多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时，我们不难发现，哲学殿堂里政治家居多数，而真正的专门哲学家除李达、艾思奇外，几乎无有他人。哲学史应有哲学家的地位，在哲学家的殿堂里应更多坐着的是哲学家。其实，有些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很有特色，不仅有新的观点、新的思想，甚至有自己的独特体系。他们的哲学思想对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仍有启发和借鉴意义，我们不能忘记他们。在专门哲学家中除李达、艾思奇之外，至少张申府和张岱年兄弟、冯定、杨献珍、冯契等应写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

　　一、张申府、张岱年哲学

　　张申府（1893—1986），1913年入北京大学，学数学。1917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学生时就醉心于罗素哲学，之后一直敬仰罗素，译介罗素思想，尤其是分析哲学的方法。他是我国研究介绍罗素的专家。受时代思潮的影响，张申府同陈独秀、李大钊关系密切，参加中共早期的创建工作，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1924年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之后在暨南大学、中国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校讲授形式逻辑、数理逻辑、西方哲学等课程。

　　在哲学上，他既服膺罗素的分析哲学，又十分推崇唯物辩证法，大力提倡马克思主义。他说：“现代世界哲学的主潮流有二：一为解析，详说逻辑解析。二为唯物，详说辩证唯物。”两者各有所长，也各有所弊，相通而又相补。“辩证唯物本由马克思与恩格斯成立于1844—1845年。至本世纪初得到了列宁的努力，益大恢宏，益成了改变世界的利器。”[1-1]“现代科学如有危机，大概是非随顺辩证唯物救济不了的。”[1-1]他认为：“解析与唯物，这是两方方兴的趋势。两势会归，必然于人类思想的改造，世界状态的变更，均大有所成就。”[1-2]

　　张申府强调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径直引用马克思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名言。他重视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学说，认为对立面的统一，“不但是认识的法则，也兼是客观世界的规律。”他指出：“辩证法的精要在活，在通，在实践。”[2-1]张申府在运用唯物辩证法于中国革命上也有独特的见解，反对教条主义照搬外国的做法。他说：“尤要知中国社会就是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就是中国革命。谁拿西洋的成名陈范来扣，谁拿西洋已有的革命来比方，都是难得得当的。不可为特而忘通；同样不可为通而忘特。”[2-2]他要求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

　　张申府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反对复古尊孔，但不全盘否定孔子的现代价值。他认为：“哲学有党派性，是不容否认的。哲学有民族性，也是不容否认的。”[2-3]“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它可以纪念的东西，则不但不会长久，也必不值得长久。”[2-4]“仁、生、易：是中国哲学中三个最要紧的字，而实是一体的。”[2-5]他还认为，“仁、生、易，实深合乎辩证法，有顺乎大客观。”[2-5]“无论如何，孔子是最可代表中国特殊精神的。”[2-5]他在上世纪3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中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

　　张申府在治学上主张“通”。他说：“世间一切都是参差错杂的。”“‘通’，是我认为作为哲学的最后目的。分析，多元，客观，切实，都是‘通’的门路。”“唯通乃可以不胶执，乃可以执两用中，乃可以集众见而见蔽之所以蔽，而还各以其相当的地位。”[2-6]基于这种认识，他说：“我的理想：百提（罗素），伊思奇（列宁），仲尼（孔子）三流合一”，“孔子代表中国古来最好的传统。罗素代表西洋历来最好的传统。列宁代表世界新的方在开始的传统”。“合孔子、罗素、列宁而一之的新体系是新世界中的新中国的新指标、新象征。”[2-7]也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他十分赞赏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张岱年（1909—2004），少年时就“默而好深湛之思”，193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当年受聘于清华大学，讲授哲学概论、中国哲学，并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哲学论文。

　　张岱年的贡献不仅在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还在于努力创建适合当代中国需要的新哲学。他说：“中国民族现值生死存亡之机，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安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3-1]此种哲学必不是西洋哲学之追随摹仿，又必不采新孔学或新墨学的形态，“而是一种新的创造”[3-2]。他强调只有哲学上的独立创新，民族才能独立再兴。他赞同其兄提出的列宁、罗素、孔子三结合的主张。他在《关于新唯物论》、《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等文章中系统地阐述了创建新唯物论的意见，提出了新综合哲学之大体纲领。他认为，适合时代需要的新哲学，“（一）能融会中国先哲思想之精粹与西洋哲学之优长以为一大系统。（二）能激励鼓舞国人的精神，给国人一种力量。（三）能创发一个新的一贯大原则，并能建立新方法。（四）能与现代科学知识相应合。”[3-3]“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哲学必须是综合的。”[3-4]新哲学在内容上必须具有唯物的、理想的、对理的（dialectical）、批评的特征[3-4]。他进而又论证，这种综合必须有所倚重（即主导），是“倚重于唯物”的综合。他推崇马克思恩格斯的新唯物论，“乃为唯物论开一新纪元”，是“哲学中最近于真的系统”，是“为人类开辟新的可能之域”[3-5]。他信崇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又不盲目迷信它，认为它也有不足，需要吸取解析哲学、中国哲学之优点而加以发挥扩充。他说：“我认为中国现代唯物论者的任务是：（一）以解析方法将新唯物论中的根本观念剖辨清楚；（二）以唯物论对理法（即唯物辩证法）为方法讨论新唯物创造者所未及讨论的哲学问题；（三）以新唯物论为基本，而推阐所未明言之含义；（四）以不违乎对理唯物为原则以吸收它派哲学中之合理的东西；（五）根据唯物论对理法处理中国哲学中之传统问题；（六）寻求中国哲学中之对理的传统而继承发挥之。”[3-6]他批评当时许多自命为新唯物论者的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采取墨守的（即教条主义的）态度。

　　在抗日战争时期，张岱年潜心研究，力图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结合起来，撰写了《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和《天人简论》（简称“天人五论”），构建了“三结合”的独特的体系。“天人五论”一直没有发表，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公开出版，引起哲学界的注意。“天人五论”的前两论，主要借助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的范畴阐述哲学的性质、职分、思维方法、辩证法、认识论。后三论则主要通过中国哲学的范畴、概念阐述本体论、人生论和天人关系。贯串天人五论的基本精神是唯物主义辩证法。这些著作，如作者所言：“以为中国古代确有唯物论传统，又富于辩证思维，意图将中国古典唯物论与现代唯物论、将中国古典辩证法与现代科学辩证法结合，采取民族的形式，而以概念分析的方式出之。”[4]这些著作言简意赅，文约义丰，别具一格，是中国哲学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尝试。“张氏兄弟的主张和尝试为中外哲学的融合提供了特殊的经验”[5]。当然天人五论的“三结合”的体系还很不成熟，带有明显机械的、折中的痕迹。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张岱年的哲学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进一步发挥了在马克思主义主导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相结合的综合创新论。在耄耋之年，他已无力去完善自己的哲学体系。但他大力提倡的综合创新论，为学术界普遍接受，对建构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