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安全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和主权维护。新中国建立后，陈云在主持国家财政经济工作中，对实现金融安全的先决条件，即金融安全的前提和金融安全的根基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思考。陈云关于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发行新币以及丰裕财税、增加储备等理论成果，对新中国金融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对防止和应对金融危机也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陈云；金融安全；先决条件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金融业翻开了崭新的一页。陈云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在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内容——金融安全方面的理论思考，为新中国独立、统一货币制度的建立和金融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准备。回顾新中国建立后陈云对国家金融安全先决条件的理论思考，对科学认识和有效应对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有着现实启迪。

　　一、金融安全的前提：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发行新币

　　政权资源所产生的能量，对社会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和经济的恢复及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是中财委在新中国第一年指挥全社会经济活动得以成功，并在财经工作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具有决定意义的成因。[1]新中国的成立、人民政府的出现，为国家金融安全的维护提供了首要政治前提。

　　⒈“在一个统一的国家之内，力争市场物价稳定，非常重要”

　　金融稳定的核心是市场物价稳定。一般而言，要维持金融稳定，首先要维持物价稳定，因为物价稳定是金融稳定的基本标志。从1937年到1948年8月，国民党发行的法币从16亿元猛增到600万亿元，物价上涨了600万倍。[2]在经历旧中国十多年恶性通货膨胀之后，建国初期的金融安全形势十分严峻。1949年1月至1950年3月间，全国发生了几次大的物价波动和上涨。1950年3月的物价指数是1948年12月的42倍，其中1949年1月、4月、7月、11月，先后出现四次物价大涨风，使物价上涨了19倍。[3]为什么物价波动如此剧烈呢？根本原因则在纸币发行的大量增加。即是说，物价上涨问题，基本上是由于票子发得多。为此，陈云强调，在一个统一的国家之内，力争市场物价稳定，非常重要。这是财政问题，也是经济问题。[4]114把稳定金融物价作为克服财经困难的突破口。

　　在陈云指导下，中财委于1949年11月5日召开会议，从金融、贸易、管理等方面共同采取措施稳定物价。这些措施有：冻结未入市场货币10天，以稳定人心；各贸易机关抛售物资10天，以收回货币；停止各机关购存物资；检查各银行的存款，收缩贷款；加强市场管理。[5]经多管齐下、多方努力，不到一年的时间把形势险恶的市场物价完全稳住。这一胜利，成为我国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前奏。[6]

　　物价渐趋平稳后，有人“好了伤疤忘了疼”，认为轻微的通货膨胀可以刺激工商业的繁荣，慢一些平衡财政收支可以避免一些痛苦。对此，陈云予以严斥：“‘温和的’物价上涨，是可以刺激生产的，这种说法我认为是不妥当的。物价的波动，只能打击生产，使经济停滞。这是后退的办法。”[7]58陈云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因为从长期看，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对应关系不存在，较高的通货膨胀也可以对应较低的经济增长。因此，从长期发展看，通货膨胀政策是不可取的。或者说，通货膨胀可能促进名义的增长，即按当年价格计算的经济增长率上升，但按不变价格计算不仅不能促进实际增长，反而会阻碍增长。[8]可见，市场的稳定是进行经济建设的必要前提。

　　20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全国物价已是一个异常敏感的问题。1988年上半年，全国物价总指数在1987年已上涨7.3%的基础上，又连月大幅度上涨，7月份已达到19.3%，大大超过10%的设想，[9]引起了抢购风潮。对此，陈云再次强调在物价平稳中促使经济逐渐发展。经验证明，物价稳定，金融巩固，是促进工商业繁荣、活跃商品交流的重要条件。[4]120

　　⒉“统一国家财经工作，将不仅有利于克服今天的财政困难，也将为今后不失时机地进行经济建设创造必要的前提”

　　货币是全面的流通着，物资也是全面的运转着，市场的波动当然是全面性的。以后完全由中央财经委员会指挥作战，终于很有效地把市场稳定下去。这一事实使得各地区的财经工作人员更迫切地要求更高度的统一。（删除）

　　为什么要统一财政经济工作？实行统一所遇到的困难小，为害亦小；由不统一而来的金融、物价风潮的困难大，为害亦大。过去国家支出的大部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和依靠增发通货，现在则公粮和税收大多尚由各区、省、市县人民政府管理。此种财政上的不统一和收支机关之间的脱节现象，如果任其继续下去，则势必额外增加通货的发行。如不速求克服，则不但1950年的财政概算有被冲破的危险，而且由此而来的金融物价波动，将大大增加全国人民的困难。但是必须指出，目前财政情况比之去年已有改善，进一步缩小财政收支之间不平衡和防止金融物价大波动的可能性已经存在。其关键在于节约支出，整顿收入，统一财政收支的管理。统一国家财经工作，将不仅有利于克服今天的财政困难，也将为今后不失时机地进行经济建设创造必要的前提。[4]74-75

　　财经工作统一，首先是货币的统一。货币金融统一与整个财经工作统一是紧密相联的，是财政统一中的重要环节，单独抽出发行票币是不可行的。1950年3月，陈云提出：“指定人民银行为国家现金调度的总机构。国家银行增设分支机构，代理国库。外汇牌价和外汇调度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一切军政机关和公营企业的现金，除留若干近期使用者外，一律存入国家银行，不得对私人放贷，不得存入私人行庄，违者处罚。国家银行应尽量吸收公私存款，但国家银行本身业务上使用这些存款的限度，亦不能超过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的规定。”[10]为此，国家银行要领导私人银行和钱庄。[4]94为了进一步合理使用现金，责成中国人民银行规定进一步的货币管理办法。各部队、机关、团体、国营企业、合作社间的一切交易往来，全部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划拨清算。上述各单位间，不得发生赊欠和借贷，信贷集中于国家银行。使国家银行成为部队机关、团体、国营企业、合作社的总的帐务会计机关。后来又强调，银行要把钞票管理好，能不用的钱一定不用。[7]201也就是说，银行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收存款，建金库，灵活调拨”[11]。

　　在全国统一的新局面下，许多财经工作往往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为了防止全国金融物价波动，更为了安定民生和发展生产，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人民，乃至从防止通货膨胀到发展生产建设，都有统一财经工的绝对必要。因此，中共华东财委在新区金融工作总结中写道：“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不到四个月，这种统一的成就是伟大的。没有这样迅速的统一，全国性货币波动是不能掌握的。我们必须坚决拥护这种统一。”总之，1978年以前，银行服从于大一统的计划经济的需要，金融的特点是钱随物走、物由计划严格规定。这样的体制对我国当时基础薄弱的状况来说，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没有这种体制，不可能在短期内积聚起构建我国工业基础的资金。[12]

　　⒊“新币的发行标志我国货币制度的进一步健全和人民币币值的稳定”

　　1948年1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成立，12月1日发行了第一套人民币，并成为新中国的唯一法定货币。这是新中国金融史和货币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第一套人民币对初步统一全国货币，恢复国民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它逐渐不适应社会经济的需要，1955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第二套人民币。新币发行在我国金融史上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它标志着货币制度面貌发生划时代的变革，货币制度进一步完善。[13]

　　当纸币流通量的增长超过了国民经济发展对纸币增长的需要量时，它并不会自动退出流通，而且会引起商品价格的上升。因此，抓住货币流通规律，对于如何控制人民币发行，稳定币值，控制物价等具有重要意义。计划经济时期，中共领导层普遍认为货币流通规律是：“商品流通所需的货币量应等于全部商品的价格总额除以同一货币单位的平均周转数。同时从全部商品的价格总额中，必须减去赊售商品的价格总额和相互抵消的总额，再加上到期支付总额。”[14]所以，在物价稳定时有计划地发行大钞，不至于刺激物价。

　　1950年7月在全国财经统一，物价渐趋稳定的形势下，陈云即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提出铸印新币问题：⑴目前物价已趋稳，“预期一年后，对长期稳定当更有把握”；⑵流通的钞票“因限于技术条件，颇难防假”，以至退据台湾的蒋介石势力“有计划地伪造我币，以破坏我金融的事件，日益严重”；⑶流通的人民币“票面价值过低，且在国际市场尚未规定固定价值”，因此，“有立即铸印新币，以备在一年后提高票面价值，以代替现行人民币的可能与必要”。1953年11月3日陈云指出，“由于过去通货膨胀的结果，遗留下来的货币票面额甚大，而单位价值则很低，每一百元合抗战前币值尚不及四厘，名义上虽以元为单位，而一元的价值在计算上已完全失却作用。这对国际观感上，对国内人民心理上，影响均不好。因此，发行一种单位价值较高的新币来收回现行的人民币，以整理筹码，缩小票面额，实有必要”，并提出1955年1月1日起发行新币。[15]后考虑到1月正值节日期间和城乡物资交流旺季，故改为3月发行。由于发行新币工作实行了正确的兑换政策，规定了适当的兑换比率，选择了良好的发行时机，所以，受到各阶层人士和广大群众的拥护，不仅进展顺利，使新币于6月10日即在市场上完全取代了旧币，而且没有引起物价波动，影响市场交易。新币的发行标志我国货币制度的进一步健全和人民币币值的稳定。[16]

　　1985年2月18日，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赞成货币发行量必须适度这个提法。紧缩银根的手段，我看必要的时候可以运用。”现在钞票发行失控。一年发多少钞票，要有人把关，而且必须由总理或者主持经济工作的副总理把关。五十年代我把关，发行计划由我向中央常委报告，如第四季度估计要用多少钞票，请中央批准发行权。执行结果，如果多了就不用；如果少了，需要追加发行，还要再请中央批准。（删除）总之，银行发多少钞票要有人把关，不能由银行行长决定。1988年10月8日，陈云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指出，现在票子发得太多。票子发行的权力要高度集中，我看还是要“一枝笔”。[7]344

　　陈云还从历史的经验教训出发，坚决反对特区发行货币的提议。他深谙货币流通中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指出：“人民币与外币同时流通，对人民币不利，会打击人民币，因人民币‘腿短’，外币‘腿长’。”他一再建议：“特区货币发行权必须在中央。决不能让特区货币与人民币在全国范围内同时流通。如果不是这样做，就会出现国民党时期法币发行之前的状况。”[7]355由于陈云的意见，同时也由于困难重重，特区发行货币问题被搁置起来。

　　二、金融安全的根基：发展生产、丰裕财税、增加储备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17]金融与财政密不可分，金融的稳定有赖于财政平衡，而财政的平衡从根本上有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因此，经济发展是金融安全的基础。

　　⒈“增加生产是解决供不应求问题的根本办法”

　　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因此，生产自给、经济独立，金融就可以稳定。可见，眼光要放在发展经济上，维护金融安全的根本大计在于努力增产，增加生产是解决供不应求问题的根本办法。[4]259

　　在生产和流通的关系中，生产是第一性的。现实生活反复证明，金融不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商品数量不足，社会购买力增长过快，供求差额太大。陈云指出：“解决商品供应不足的困难，根本办法是积极增加生产。”尽管在一定时期，商品供应与社会购买力之间存在一定的差额是正常现象。但这种差额不能过大，过大了就可能发生市场上的抢购现象。因此，陈云提出，农业、工业和手工业的增产，这是最根本的。

　　本国农业或外国农业的一定程度的发展，对资本的发展来说是基础。[18]列宁也指出，经济的真正基础是粮食。工人国家只有真正拥有充足的粮食储备，才能在经济上站稳脚跟，才能慢慢地但是不断地恢复大工业，才能建立正常的财政制度。[19]因此，经济越发展，工业化程度越高，越要加强对农业的保护和扶持，这是维护金融安全的产业基础。

　　⒉税收“不仅是一个财政任务和经济任务，而且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任务”

　　增加税收，回笼货币，减少货币发行，是维护金融安全的重要举措。我们的税收数也不大。特别是在一个发展的环境中，加一点税不会出大问题。（删除）如果赤字不大，可以用增加税收的方法，努力求得收支大体平衡，以便使经济走上健全发展的道路。到那时，货币比较稳定，发了票子物价不上涨，就大有文章可做。银根松动了，会促进生产发展，同时就增加了税收。多收税少发钞票，还是少收税多发钞票？路子只有这两条。有人要求少收，而又要物价稳，这办不到。（删除）收税和发钞这两者比较，在可能限度内，多收一点税，比多发钞票，为害较小。物价的波动，只能打击生产，使经济停滞。这是后退的办法。少发行多收税，负担是重了一些，但物价平稳，经济逐渐发展，则不失为一种前进的办法。[4]58

　　控制货币供应总量，加强税收是制止物价猛涨的重要手段。陈云指出，财政金融平稳了，市场物价的平稳便有了基础。所以我们应该尽力避免物价被动中的金融因素，也就是力求在财政概算上，尽量多收，尽量少用，使其没有赤字。否则市场供应就不能稳定，甚至造成通货膨胀。因为税收是国家的主要收入，假如税收发生了问题，整个国家的财政就要发生动摇。[4]114、179税收“不仅是一个财政任务和经济任务，而且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任务”。各级领导干部要把财经工作，特别是税收放在主要议事日程之内。目前不减低农业税，而是要通过增加城市负担来取得平衡。农业税的减低是将来的问题，在财政赤字消灭前是不能减的。目前一切主张轻税的思想都是错误的。

　　值得注意的是，节约应被大力提倡，尤其是像中国这样贫乏的国家，在新民主主义的建设过程中，节约必须被看作与建设同等重要的另一双轮子，我们不仅以节约来克服困难，我们还要以节约来帮助建设，节约在中国是长期性的。1949年12月2日，陈云在中央人民政府第四次会议上提出，后方部队、机关、学校人员应尽可能进行生产，一切可能节省的支出，要统统加以节省。

　　⒊维系金融安全的战略储备：外汇和黄金

　　中苏关系破裂之前，毛泽东就曾指出，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必须尽可能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20]中苏关系破裂之后，毛泽东更多地强调自力更生，但也在考虑扩大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交往的“一个突破口”[21]。据此，陈云提出了增加外汇和黄金储备的战略思想。

　　首先，陈云对充分利用有利时机，尽可能多地吸收外国资金，大量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速度，态度一直是很积极的。50年代，他主持制定并组织实施的一五计划，利用当时的有利条件，以苏联援助为基础，搞156项重点建设，大大加快了我国工业化步伐。“文革”后期，陈云一度协助周恩来总理抓外贸，在极左路线干扰严重的情况下，他仍然提出要利用外国资金、技术和设备，反对把利用国外资金和市场与自力更生对立起来。[22]在全面对外开放后，面对与西方国家打交道中出现的复杂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陈云提出发展对外经济交流的目的，应当是为建立我国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服务，要避免在对外经济交流中使我国经济依附于资本主义国家。[23]

　　面对上个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际金融瞬息万变的形势，陈云说：“外资还要不要，外国技术还要不要？一定要，而且还要充分利用，只不过把期限延长一点就是了。”又说：“要找增加外汇收入的来源，把它看作很重要的题目。”[7]254“文革”后期，我国在对外贸易中尝试利用国外期货市场。我国与西方国家逐步恢复正常的国家关系，发生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贸易。根据陈云的思想和周恩来的多次指示，中国人民银行进行了许多调查研究，积极开展筹措外汇和和利用外资工作。[24]总之，搞外汇已成为一个大题目。

　　改革开放后，陈云又指出，资金不够，可以借外债。这是打破闭关自守以后的新形势。今后在自力更生为主的条件下，还可以借些不吃亏的外债。这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不过要头脑清醒。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的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1985年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说，（删除）关于储备问题，我们应该储备多少外汇、多少黄金？这一点。过去我们许多同志并不是很清醒的。前一个时期，我们有120亿美元外汇，还有几百吨黄金，有些同志就觉得手烫得不得了啦。（删除）我们是个大国，储备一二百亿美元外汇，有风吹草动的时候可以应付。从长远来看，现在我们的外汇不是多了，而是紧了。不过，外汇必须存在中国银行。有一些经过特许存到外国银行是可以的，但有许多是不可以的。我们各单位赚了外汇要存到中国银行，这是应有的责任，也是光荣的责任，不要私自把钱存到外国银行。总之，要有点外汇控制，否则搞不好的话，计划就要翻船。[7]345

　　其次，通过增加黄金储备，抵御金融风险的冲击，弥补国际收支赤字、维持经济稳定。黄金储备，指一国货币当局持有的，用以平衡国际收支，维持或影响汇率水平，作为金融资产持有的黄金。黄金储备量作为国际储备的一个部分是衡量国家财富的一个方面，在化解金融危机、维护汇率稳定、承担国际支付最终手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在紧急情况下，黄金成为最可靠的流动性资源。[25]同时，黄金是作为货币商品生产和储备的，是保证人民币与外币比价稳定因素之一。随着国际金融形势的变动，黄金在保持币值稳定、维护金融安全方面的作用不断凸显。

　　败退大陆前夕，国民党政权将中央银行的全部黄金、银元、外汇储备运走，使战后中国大陆恢复国民经济所迫切需要的资金接近枯竭。1971年8月15日，美国宣布美元停止自由兑换黄金；1973年3月，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由于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把通货膨胀的风险转嫁给世界各国，国际金融市场出现剧烈动荡。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规避汇率风险，使手中的外汇储备保值增值，是每个国家都必须面对的问题。虽然美元与黄金脱钩了，但黄金作为世界货币的功能并未丧失。[26]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有效地维护国家金融安全？面对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国际形势发生的新变化，陈云敏锐地看到：同资本主义打交道的大势已定，要利用西方金价波动购进黄金。

　　1973年7月14日，陈云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今后金价仍会看涨，美元还要继续“烂”下去。我们外汇储备较多，存银行要吃亏，除进口一部分生产所需物资外，可考虑买进黄金。请人民银行、财政部和外贸部一起开会研究，算算在国外存外汇有多少利息，存黄金要付出多少储存费，看合不合算。之后又说，黄金价格还要上涨。在每盎司黄金80美元时，我曾建议用外汇买进一些黄金保值，但银行认为利息损失大，不合算。买进黄金后，如果需要付还可以卖出去，这不是倒卖，而是为了支付。（删除）国务院采纳了这一建议，在国际市场购买了大量黄金，增加了国家的黄金储备。1983年3月17日，陈云说，我们现在的黄金储备，绝大部分是1973年、1974年国际货币动荡时买来的。那时，我同先念同志讲，与其把外汇存在瑞士银行，不如买点黄金。中国有这么一点黄金是必需的，不算多。[27]随着中国更多地融入世界经济以及国际金融安全形势的复杂多变，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不断加剧的状况下，人们对陈云“文革”后期为增加中国黄金储备的判断的正确性的理解愈为深刻。

　　三、科学认识陈云金融安全先决条件理论的时代价值

　　美国政治学家大卫·M．贝奇曼说：“陈云被看作是唯一有能力使经济摆脱困境的领导人。”[28]对此，薛暮桥有着切身的体会。他回忆说，1962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我们（包括我和邓力群、许明等同志）曾窃窃私议，说经济面临如此困境的主要原因，是陈云同志在党中央失去了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权；陈云同志领导经济工作的时候，国民经济是持续稳定发展或迅速恢复生机的，这不是我们几个人的意见，而是全国绝大多数经济工作者的共同意见”[29]。金融泰斗刘鸿儒回忆陈云时，也动情地说：“像陈云这样老一辈金融家的工作作风和对金融工作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对我们是一种教育、更是一种鞭策。在我的心中，他既是领导者，更是一名可亲可敬的老师。”[30]

　　建国后陈云对金融安全先决条件的理论思考意义重大。但这些思想主要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形成的，只有一部分形成于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因而，这些思想均具有深厚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烙印。现在不应该全部照搬，但也不能一概否定。[7]366因为这些思想的许多方面反映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和市场经济体制下共同的客观规律。总之，陈云的金融安全理论是一个发展的开放系统，它并未穷尽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也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31]唯有如此，才是既唯物又辩证的。(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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