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所长）：房地产对中国甚至对华人社会来说主要是社会的民生权。华人社会对于民生权认同度非常高，如果认同度很高的民生权包括住房、教育、医疗这些权利不能实现，我想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

　　作为中国社会所认同的民权之一的住房权如何实现？有五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考量。

　　第一，首先是要调整政策思路，要实现房地产从经济政策向社会政策的转变。“在中国，房地产一直被看成是经济政策，其GDP功能就被凸现出来，社会功能被忽视。而在房地产做得比较好的国家，像新加坡，房地产是社会政策。”

　　第二，要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关系，减少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的依赖。“要么中央政府多分一点钱给地方政府，或者说把地方政府的责任收上来。光是中央政府出政策、地方政府出钱这样的方式，不会遏制房地产行业的暴涨。”

　　第三，要增加中国政府的社会性投资，尤其是增加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等保障性建设。“中国前面三十年的改革完全是靠生产性投资取得的，社会性投资不够。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每次经济危机都会导致生产性投资的激增和社会性投资的减少。”

　　第四，要控制国有企业大量进入房地产。“一方面国有企业越来越多进入房地产领域，会像私人投资一样，把房地产价格炒得很高。另一方面中国社会改革需要大量的资金，要多向国有企业征收利润，用于社会改革。”

　　第五，私人投机也是房地产价格高涨的一个重要原因。“一块是外国热钱的投机，必须加以限制；一块是国内私人资本，最重要的是向其开放除房地产之外的投资领域，并为其实现这些‘出路’提供必要的制度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