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近代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变化和飞速的发展。这种变化与发展固然有着思想自身的逻辑依据和深刻复杂的社会原因，但是，也与此时传入的大量西学（西方思想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西学涌进的浪潮中，马克思主义也被很早地传到中国。这些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西学主要是通过何种渠道、由何人传入？又有哪些具体内容？它在中国近代思想发展史上有何意义？它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轨迹如何？本文试图以梁启超为中心，同时兼及清末其它赴日学人传播西学的工作，对这些问题进行认真的、实证性的研究。 

　　全文共分八章。第一章对梁启超传播西学的历史背景作了考察，第二章对梁启超传播的“泰西社会主义”之源作了介绍，第三章对梁启超传播近代西方哲学作了梳理，第四章论及了“梁启超介绍的西方政治思想”，第五章论述了梁启超“新民说”中的西方近代精神和意识，第六章对与梁启超同期其它赴日学人传播西学工作进行了探讨，第七章对梁启超传播西学的特点、贡献和影响以及与同期赴日学人传播西学的影响诸方面作了评价，第八章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进行了历史反思 

　　清末赴日学人的大规模译介西学，使明清之际以来的西学东渐真正达到了它的勃兴期，此时西学的传播是空前的，不仅传播的主体转为中国人，使西学东渐由被动转为主动；而且译介西学规模大大超于以前，使得西学的“真髓”被引进来。换言之，赴日学人能够体察国内外形势，针对本国国情有的放矢地译介西学，从而激活了沉滞不前的中国文化思想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清末赴日学人在传播西学的过程中，不但将西学思想启蒙大众，而且他们自身也潜移默化地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他们传播的西学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对中国近代哲学史、文化史和传播史，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期工作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过去，因为种种原因，学术界往往对清末赴日学人传播西学的工作采取略写和淡写，致使让人误认为是俄国十月的一声炮响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之前的赴日学人更早地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进而更为重要的是，它使得中国近代哲学思想演化的轨迹出现某些断裂。为了逐步消除这种“断裂”，探讨20世纪初中国哲学产生变革的文化原因，本文对梁启超传播西学的主要内容、历史地位和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同期赴日学人在中国西学东渐史上的作用，以及它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联系进行了认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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