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举制施行数百年，汉代政治赖得其利，也多承其弊，得失互见，成败有自。首先看其利在何处。

　　举贤任能，善治天下

　　见诸史书的察举科目不下十余项，名类既多，涵盖亦广，举凡明德循礼、通经知兵，无不毕覆，依“才”“德”是举，颇有求达“野无遗贤”之意。较之前代“世卿世禄”的血缘裙带、军功制下的杀伐之劳，察举制的选才标准显然要宽泛包容得多。以多元灵活、相对公平的尺度抡才选士，使得禀赋不同、智识各异的人才入仕之途大为拓宽，这与汉代治世的出现，关联匪浅。

　　对于汉代人才辈出的景象，《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里曾如此描述，武帝时，“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斯亦囊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这种“群士慕向，异人并出”的盛世光景，显然与选官制度的优化直接相关，其中察举制贡献良多。

　　群贤毕至之日，自是国势昌明之时，由此也可见汉代邀集英才、共治天下的雄浑气魄。

　　阶层流动，国家稳定

　　察举科目众多，选才标准宽泛，但其核心却不出“德”“才”二字，这实则将血缘、门第、职业、地域等考量因素相对弱化了。如此则入仕门槛降低，“先天”桎梏松弛，各式人才均获得了可能的晋身之阶。

　　就实际状况而言，确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情形出现，最著者莫若公孙弘：“少时为薛狱吏，有罪，免，家贫，牧豕海上”，四十多岁时方发愤求学，六十岁时举贤良，但因奏事不合武帝的意旨，遂告病归家，并未显达。至元光二年（公元前130年），再举文学之士，公孙弘此次竟因对策称旨而蒙武帝青睐，被擢为第一，“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此后，仕运顺遂，十年之间，位至卿相，封平津侯。公孙弘少时海上牧猪，壮时命途偃蹇，至垂暮之年，却由一次察举奏对骤然得志，由寒微之末至显贵之极，这样的人生际遇，如无制度的设置畅达，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汉代察举，不仅“举士”，亦可“举官”，有无官职，均可被纳入举荐范围，因此微末小吏上升之路大开。汉代名臣多有从“察廉”一科起步，由下僚开始转迁，最后竟至大员者，不胜枚举。

　　无论是由平民为官吏，还是从微吏至巨宦，都是社会阶层上下流动的表现，这一通道的存在与顺达，在扩大统治基础的同时，也将竞争机制引入了国家治理结构当中，激发了官僚体系的活力，提升了运转与更新的效能。

　　至于察举制对于实现阶层流动的效能，有论者表示，因由此途径实现阶层跃升的才士毕竟有限，其作用不可高估。但笔者以为，阶层流动的通道，宽窄固然重要，但有无更为关键，有了这样一种机制，给才俊之士以希望和期待，将会极大地缓解内在压力。殊不知，仅仅是“可能性”，也将起到社会润滑剂与稳定器的作用。

　　价值导向，德治天下

　　无论是前代的军功爵赏，还是后世的科举取士，实则都是以实际的才能功用为重要的乃至唯一的标准，而汉代察举却是“德”“才”兼顾，以德为先。这对于塑造整个社会的道德形态与行为规范，具有强烈的价值导向与示范效应。

　　两汉以“孝”治天下，除高皇帝刘邦与光武帝刘秀两位开国之君外，其他诸帝谥号前均着一“孝”字，如刘恒为孝文皇帝，刘彻为孝武皇帝等。汉代又是农业社会，农为邦本，因而对农事极为重视。这种重孝重农的观念倡导，反映在察举制中，便有“孝廉”“孝弟力田”之目。如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就是政府让官员荐举孝敬父祖、顺从兄长而又致力于农事之人，然后免除其劳役。吕后元年（公元前187年），“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以如此高的官秩来加于其人，目的是“劝历天下，令各敦行务本”。通过奖掖行孝务农的典范，使得民众群以效仿，对于肃正民风乡序、稳固农事国本，意义自不待言。

　　再如察举制有“明经”一科，要求通晓经学，风气所及，邹鲁一带就有“遗子黄金满籯，不如教子一经”之语。可见选官标准对于士林风向的引导、社会整体风貌的塑造有着何等效能。

　　在倡导宏观价值观念的同时，汉代也以“技术性”的手段，将某些具体准则镶嵌入察举制的制度设计当中，使得官僚有所戒惧，减少弄权祸国的危害。如汉承秦律，对于权、责制定了硬性的关联条件。《史记·范雎列传》载：“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就是说，举人不当，举荐者要同受责罚。元帝时，富平侯张勃举荐陈汤为“茂才”。陈汤在等待授职的时候，父亲去世，却隐匿不奔丧。有人上奏陈汤品行有缺，结果是陈汤“下狱”，而张勃则以“选举故不以实，坐削户二百”。不过，即使是这样的重罚都未了结此事。没多久，张勃去世，“因赐谥曰缪侯”。谥号为对人一生行事之评价，可谓盖棺论定。然则何谓“缪”？《谥法》中明确写着：“名与实爽曰缪。言名美而实伤。”就是说名实不副，弄虚作假。就因为一次举荐有差池，贵为侯的张勃生前被削减食邑，死后仍不免被挞伐羞辱——在如此重处之下，官员们对于举荐之权的慎用，是可想而知的。

　　由上可见，通过对察举宏旨与操作细则的设定，国家将“孝”、“廉”、重农务本、权责对等等理念在朝野广泛传播，以求成为官民思想行为的自我约束与内在准则，直至塑造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与意识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