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任何伟大的实践背后都有伟大的哲学。波澜壮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背后的哲学支撑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展望其未来发展趋势，建构一种在形态上既独立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项学术使命。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取得的进展，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理解由“定于一尊”到“百花齐放”。改革开放前，受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影响，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理解比较单一。改革开放后，学界开始自觉摆脱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影响，开始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精神、实践、主体、个体、自由等元素。由此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多重理解，如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人学等等。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实践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书写由“原理注脚”到“客观记述”。作为一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和“哲学史梳理”可谓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有了哲学史作支撑，原理才有历史丰满感。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书写不是一下子就走向成熟的。改革开放后最初几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写作体例、方法、指导思想依然受制于传统的哲学观，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史简单看作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斗争史。结果，这种哲学观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成为这种哲学观的“历史注脚”“历史验证”。此后的几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科书写作，开始逐渐自觉地客观描述历史。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由“翻译评介”到“比较对话”。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一种现代西方思潮。70年代末，它开始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研究对象。80年代，学界掀起了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起源、概念、人物、问题、内容、对象、特征、地位的讨论。国内学界关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主要有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近年来诸如生态马克思主义、分析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也开始成为学界的新热点。90年代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不加分析地盲目引入移植，跟在它们后面人云亦云，或者认为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离经叛道”，简单地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予以批判然后置之一旁，谈不上深入研究和仔细甄别，甚至还存在很多误解。进入新世纪后，人们开始理性地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更多地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基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有文化传统、社会发展阶段、面对的具体社会问题的一种理论回应。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本研究由“六经注我”到“我注六经”。长期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在研究问题时文本意识缺失，在阐发马克思的思想时“实用主义”倾向比较明显。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的建构，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科书的书写，抑或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展对话，都需要从真实的、原本的马克思出发寻求文本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原点”作为支撑。只有从文本出发才可以真实诠释马克思。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开始掀起了对马克思主义尤其马克思本人文本研究的热潮。

　　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近40年的发展历程中取得了上述巨大成就，但是还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展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在以下几点重点着力。

　　研究方法要更加注重“整体性”“系统性”。在马克思那里，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孤立地分开而是糅合在一起的。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但是也是理解和进入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不同维度，它们只是介入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视角、方法，每个视角都需要另外两个视角的互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要注重对《资本论》及其手稿和书信这个庞大的“文本群”的研究，马克思理论生涯中多数是在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可见其关注重点所在。其哲学不是孤立的哲学论文或者专著，而更多是“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过去，国内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往往只是注重其早期几本哲学著作和晚期的一些书信，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对《资本论》文本群这个巨大的理论宝库挖掘不够。还有一些学者只研究青年马克思而忽视中年马克思，只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而忽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只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而忽视西方马克思主义。诸如此类碎片化的研究方式，都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发展。

　　研究对象要更加注重面向“当代中国现实问题”。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但是，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多少存在着学院化、形式化、概念化、西洋化等特征，片面追求学术上的形式化，对社会发展中现实突出问题缺乏热情，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来源于现实，往往是在概念、命题、文献的世界中兜圈子，用所谓的西方学术标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进行“学术包装”，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看起来与西方学术话语没有区别。这种研究方法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和历史使命的割裂。马克思在进行学术研究时关注范围十分庞博：经济发展、农业问题、世界历史、国际贸易、政治国家、国际关系、军事、自然科学、文学戏剧等，他十分善于对这些问题进行哲学分析、哲学概括。我们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至少要关注“马克思曾经关注过的世界”，而不是关注“马克思关注世界的曾经文本”。当前中国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此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理应大有所为，对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文化、中国力量、中国价值进行哲学上的概括、总结、提炼，为下一步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转型升级提供智慧支撑、哲学滋养。

　　形态创新要更加注重推进“中国化”“民族化”。任何人都生活在一定的文化传统中，体现着特定的民族性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和历史使命在于“改变世界”。要在中国完成这种历史使命，它必须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相结合，才可以引领群众。如果没有这种结合，它就不可能对人们精神世界进而对现实实践产生实质性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要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也要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种结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审视、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增强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的认识，实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二是吸收借鉴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来提升、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