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理论教育导刊：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观

作者：何怀远

2023-08-23 15:46:00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作者简介]何怀远，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

[摘要]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在数百年的历史中，经历了血腥殖民和殖民地争夺阶段、后殖民的伪文明时代、撕下文明伪装的霸凌政治时代，滋生出种族优越论、殖民合理论、西方文明优越论、国强必霸论的理论信仰。这实质上是一种弱肉强食的世界观，它具有四大特征：独断论文明观、机械论发展观、唯我主义价值观、干涉主义政治观。西方现代化虽然是人类文明的重大进步，但其资本主义属性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灾难。中国式现代化在反思西方现代化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世界愿景——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一愿景的世界观特征是：坚持民族个性与人类共性相统一的全球价值观、坚持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命运的全球发展观、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相统一的国际政治观。中国式现代化从理论和实践上为世界现代化开辟了新道路。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资本主义现代化；世界观

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实践的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正是这一独特的世界观成为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理念和深层逻辑，让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清醒认识当代世界的发展进步与根本痼疾，为解决当代世界的发展困境，建设一个更适合全人类生存、发展的世界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一、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畸形世界观给人类带来的发展困境

唯物史观的创立使马克思主义者彻底摆脱了单凭善良愿望来构筑理想社会的唯心主义老路，坚持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从现实条件出发寻找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现实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大胆借鉴已有现代化文明成果同时深刻反思其固有弊端的基础上探索出的人类文明发展新道路和文明新形态。

毫无疑问，当今世界的现代化总体上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构架内开创和发展的，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现代化。资本主义现代化与资产阶级世界观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它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同时越来越暴露出它的顽症痼疾，并且在资产阶级世界观和资本主义制度构架内无法解决，证明这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基因性缺陷。

资本主义现代化，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然而，“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P87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却同时造成了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两极分化，形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对立；资本关系破坏了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却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2](P34)把人的自由演绎为资本及其人格化的资本家的市场任性，制造了普遍的人与人之间的对立；资本无限制的贪婪本性以及对人们消费欲望的无底线刺激与操纵，制造了千奇百怪的“虚假需要”，形成了“创造性破坏的生产主义机制”，制造了人与自然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资产阶级开辟了世界市场，却“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P36)日益加剧了国与国之间的依附、对立与冲突。

资本主义统治地位的确立与发展，始终与资本主义的殖民、掠夺、剥削互为因果。在资产阶级眼里，世界就应该是资本的世界，天下就应该是强者的天下。在这种世界观的支配下，资本主义与世界的关系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或三种历史形态。

从工业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是欧美、日本等几个强国对世界的疯狂掠夺、血腥殖民以及列强之间的殖民地争夺阶段。西方对世界的殖民开始于15世纪末的“大航海”时代。在欧洲风行的“淘金热”的刺激下，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国的所谓海上冒险家们，在国家的支持下，沿着大海、大洋满世界搜寻他们所需要的黄金、白银、珠宝、奴隶和土地。这一时期的殖民活动，最鲜明的特点是：要“钱”要地不要人。在这些殖民者的心目中，“黄金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它甚至能把灵魂送进天堂”。[3](P6)据西班牙官方数据，1521—1660年间，殖民者从美洲带回白银1.8万吨、黄金200吨，而据历史学家们估算，实际应该是这一数据的两倍。他们对美洲、澳洲、非洲的原住民进行了血腥屠杀。哥伦布1492年登上美洲伊斯帕尼奥拉岛时，那里生活着约30万印第安人，西班牙殖民50年后，岛上的印第安人仅剩下500多人。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减少了90%，秘鲁的印第安人减少了95%。[3](P6)疯狂的殖民掠夺曾使西班牙、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葡萄牙、荷兰也扩张为地域广大的殖民帝国。整个16世纪，欧洲几个强国通过征服、掠夺、种族灭绝，为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准备了“第一桶金”，“银行资本家和商人资本家掌握了大量财富和银行金融网络；民族国家掌握对外征服和对内统治的手段；一种新的世界观赋予财富及致富以更多的价值”。所以，16世纪成为“资本主义的第一个世纪”。[3](P13)整个世界成为殖民者的猎场，那些经济、科技落后的国家和民族成了他们的猎物。凭借先进航海技术，几个欧洲国家控制了海上航线和世界贸易，大量掠夺世界资源，此时的世界，“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4](P102)到19世纪末，世界已经被西方列强瓜分完毕。据美国学者亨利·C.莫里斯的研究，从1860—1899年，仅英国侵占的殖民地就达到1950万平方英里，[4](P165)约合5050多万平方公里。然而，德国、日本、美国等后起强国，像一只只饥虎饿狼，迫不及待地要与那些占山为王者分享世界。在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世界里，后来者都走上同一条路——战争。于是，这些前后脚扑来的新老列强们“把全世界卷入他们为瓜分自己的赃物而进行的战争”，[4](P102)20世纪上半叶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殖民地争夺，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鲜明特点。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当年在谈到资本主义发源地——英国工业重镇曼彻斯特时写道：“人性在这里获得了最为充分的发展，也达到了最为野蛮的状态；文明在这儿创造了奇迹，而文明人在这儿却几乎变成了野蛮人。”[5](P32)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美国奥巴马政府时期，是美西方资本主义规则霸权的后殖民时代或“伪文明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性胜利，一大批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强国殖民的弱小国家和民族纷纷脱离宗主国，获得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在社会主义苏联的影响和帮助下，中国、东欧和一些亚非拉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然而，英美等昔日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持霸权，先是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的1944年7月1日，美国、英国等44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镇召开了著名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宣布成立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前身）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后又签订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形成了世界经济的“货币—金融—贸易”三位一体的组织机构，确立了美元对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权，构建了战后国际经济新秩序。这些机构与协定对战后经济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其主要体现的是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权意志和根本利益，保障了它们在全球财富分配中的主导地位和贸易争端的仲裁权。成员国之间的透明度原则、公平竞争原则、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原则等，对非成员国完全是不平等和歧视性的，对社会主义国家也进行了制度性歧视、限制和否定；在成员国之间，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转轨经济体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之间也是不平等的，从而以国际法的形式确立了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霸权或规则霸权。为了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对抗，美国还联合西欧一些国家于1949年成立了“集体防御”军事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迫使苏联也于1955年联合欧洲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成立与北约对抗的政治军事联盟——华沙条约组织，从此，世界开始了两个阵营的全面对抗。北约依靠“美元-美军”的强大后盾，最终拖垮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世界进入西方构筑的意识形态化“伪文明时代”。

从美国特朗普政府开始，资本主义与世界的关系进入第三个阶段或第三种形态，这是美西方撕下文明伪装的霸凌政治时代。美西方发达国家是现有国际规则的最大受益者，即便如此，它们仍不满足，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公然扯下文明的遮羞布，以“双重标准”霸凌世界。美西方国家口口声声大谈“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而对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合则用、不合则弃，用美国和七国集团的“私规”“家法”及其“小圈子文化”进行“长臂管辖”，无原则、无底线地对竞争对手进行围堵、打压和制裁；美国只是把“人权”挂在嘴边，前总统奥巴马曾毫无廉耻地公开宣称不能让中国人过上同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一样富裕的生活，否则将是世界的灾难；资本主义始终宣扬“私有财产不容侵犯”，但是美欧却可以没收俄罗斯、阿富汗国家和个人的资产；资本主义一直鼓吹市场自由，以“非完全市场国家”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进行无理打压，美国拜登政府颁布《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严格限制获得美国政府补贴或税收优惠的企业在中国等“受关切国家”的半导体产业投资、联合研究或技术许可，鼓励先进制造业回流，还威逼利诱盟友伙伴组建对华出口管制联盟，在高端芯片、人工智能、量子技术、5G通信、超级计算机等关键和新兴科技领域打压中国，把中国多家高科技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列入制裁的实体清单；美国带领北约及其他盟友在俄乌冲突中“拱火浇油”，向乌克兰单方面进行军事援助……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美西方再次回归资本主义早期的野蛮，奉行的是赤裸裸的“我可以，你不可以”的强盗逻辑，成为全球规则和现代文明的破坏者和玷污者。

资产阶级构建的意识形态，使它们的掠夺行动体制化、奴隶贸易组织化、殖民战争神圣化、干涉行为合法化、规则霸权合理化。深刻反思资本主义发展史后不难发现，资本主义世界观建立在四大理论上。

一是种族优越论。在欧美文化中，民族之间存在优劣等级之分，欧美人认为自己是优等民族。这种种族优越论与基督教结合起来，派生出欧美人的种族使命论。1885年，美国牧师乔赛亚·斯特朗出版《我们的国家》一书，系统论证盎格鲁-撒克逊种族是“优秀种族”，肩负着对整个世界的“基督教化”使命。189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翰·伯吉斯出版《政治科学和比较宪法》，公开宣称：在全世界所有民族中，只有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日耳曼人具有统治世界的民族性格，他们注定是文明世界的主人和“政治文明”的传播者。这种理论广为传播，使种族优越论逐渐成为西方人的文化信仰。正是种族优越论让昔日的殖民者们对战争杀戮、种族灭绝非但毫无愧疚，反而带着一种“替天行道”的神圣使命感而自鸣得意。后来，希特勒鼓吹雅利安人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种，日耳曼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是上帝的“选民”，应当做世界的统治者；日本军国主义者神化大和民族，蔑视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就是西方种族主义的文化余孽。

二是殖民合理论。在殖民者看来，殖民是天经地义的。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在1896年伯明翰商会上的讲话，成了殖民合理论的政治学典型表达，他说：“以我们的殖民政策，一旦我们获得或扩大了一片领土，我们就作为文明的代理人，为了世界贸易的增长来发展它。”[3](P183)法兰西学院院士、《法国经济学家》主编勒华-波留在1891年发表的《论现代民族的殖民》一书，堪称殖民合理论的经济学代言，他写道：“建立殖民地是我们用老牌富国的资本所能从事的最好的生意”，“殖民的民族，是为其将来之伟大和至尊奠定了基础的民族。”[3](P183)残暴的殖民必然遭遇反抗，与殖民合理论相伴而生的是战争合理论。1893年，美国历史学家布鲁克斯·亚当斯出版了《文明与衰落的规律》一书，大肆论证伟大的文明都是用征服的方法建立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后来的法西斯主义者公然叫嚣：“历史总是在军刀上前进，这个世界就是弱肉强食的世界。”正是殖民合理论培育了西方的扩张主义，演化出形形色色的“实力论”，如马汉的“海权论”、麦金德的“陆权论”、基辛格的“石油权力论”等控制世界的霸权理论。美国今天奉行的“实力政治”“实力外交”，都是殖民合理论的现代形式。正因为殖民合理，“帝国主义”这个概念，“曾经是那些为英国或美国对世界的支配进行辩护的人所使用的褒义的旗帜性词汇”，它只是在工人运动中，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才变成了一个贬义的词汇，并在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中被广泛作为批判性概念使用。[3](P190)

三是西方文明优越论。欧美人把他们对世界的成功征服、他们所赖以征服其他民族的先进科学技术归因为制度先进，进而把科学技术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一并打包为先进文明，炮制出西方文明优越论，并赋予它教化甚至取代其他文明的使命。勒华-波留早在19世纪末就鼓吹：“西方文明人无限期地拥挤和窒息于他们最初居住的有限空间，将他们最出色的科学、艺术、文明积累在这样有限的空间里；由于缺乏有收益的资本利用（空间）、资本的利润率日益下降，而把半个世界留给一群群如同真正的虚弱儿童般无知、无能的人，让他们这一点点的人占有无法估量的广袤的土地，或者留给那些衰老的，没有精力、没有方向的人”，“既不自然又不公正”。[3](P183)美国例外论是文明优越论的极端形式。文明的优劣差异无法避免文明的冲突，文明优越论合乎逻辑地派生了美西方道貌岸然的干涉主义。

四是国强必霸论。欧美的历史确实存在着国强必霸的大概率现象，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格雷厄姆·艾利森将这一统计学现象上升到历史哲学的高度，称之为“修昔底德陷阱”，即一个崛起大国与一个守成大国之间实力此消彼长的结构性矛盾必然引发战争。艾利森断言，中国快速崛起为一个“令人畏惧的政治和军事竞争者”，[6](P7-8)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耗着美国这一超级大国的优势，中美注定一战。应该说，艾利森所说的过去500年16个大国崛起并取代守成国的案例中有12次是通过战争方式实现的基本属实。但是，这只是历史统计学概率，统计学中的大概率事件隐藏着规律，但还不是规律。规律是条件与结果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战争与私有制之间存在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才是战争的规律。法国社会党创始人让·饶勒斯说：“资本主义含有战争，就如同乌云含有暴风雨。”[3](P192)列宁也揭示了帝国主义是战争的策源地这一历史规律。只有私有制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战争才能从根本上失去动因。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2](P691)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愿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矫正与超越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另一方面，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7](P60)当今世界日益加重的“四大赤字”，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发展的历史必然和逻辑必然。为了中国，也为了世界走上和平和谐繁荣的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逐渐探索到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7](P22)其世界愿景是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8](P58-59)

坚持对话协商，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据美国历史学家研究，在人类有记录的3421年的历史中，只有268年没有发生过战争，[9](P137)其中还出现了欧洲殖民者对印第安人惨无人道的种族灭绝式大屠杀。在美国短短的240多年历史里，只有16年的时间没有打仗。战争虽曾让一些帝国疆域广大、权势无边，但历史无一例外地都把那些建立在人类尸骨上的庞大帝国打回历史的原点，从波斯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到西班牙、英国建立的“日不落”帝国体系，再到纳粹的第三帝国、大日本帝国，最终都在它们发动的扩张战争中一败涂地。为了让战争退出历史舞台，不再有用武之地，中国倡导以对话协商代替胁迫与武力对抗。军事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最高形式和最后手段。一切政治都是国家、民族、政治团体的根本利益、整体利益和最高利益全局的体现。然而，战场是生命的墓地和财富的粉碎机，战争方式是人世间最不经济的政治行为。因此，人类应当理性起来，通过协商对话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在协商对话中弥合分歧，扩大共识，寻找利益交汇点和意愿的最大公约数。中国通过谈判、协商方式同14个邻国中的12个国家彻底解决了陆地边界问题，划定了中越北部湾海上界线，为和平解决国家间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国际争端开辟了崭新道路。[10](P13)协商对话能为和平提供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坚持共建共享，推动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所有国家都在努力保证自己的安全，但在20世纪前，一个国家的安全主要是通过自助方式或与其他国家结盟来实现的，结果酿成了两次世界大战。战争让人们意识到集体安全的重要性，为此，先是国际联盟、后是联合国应运而生。国际社会在制订联合国宪章时，确立了全球性的集体安全保障原则，但美国却坚持把区域性协定及其机构的强制性行动同时列入宪章。于是，美洲国家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以集体安全保障为由建立起来，导致了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苏联主导的华沙条约组织长达半个世纪剑拔弩张的冷战。历史表明，“集体安全”是无法保障“全球安全”的。为了克服集体安全的狭隘性，中国提出了“六个坚持”的“全球安全倡议”，这就是：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摒弃冷战思维，反对单边主义，不搞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反对把本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不能搞双重标准，反对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共同应对地区争端和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全球性问题。[11](P451-452)这一倡议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的世界观和安全观为基础，系统回答了“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理念、各国怎样实现共同安全”的时代课题，以世界各国的“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可持续安全”彻底超越了“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的小团体安全模式，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

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人类的一切苦难都源于利益纷争。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目的不是为化解纷争提供智慧，而是寻求如何在纷争中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相信零和关系，不相信互利共赢。当“游戏玩家们”发生重大利益冲突时，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就成了他们的行为准则。当世界由地域性历史进入世界性历史，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今天，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凸显在世界面前，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都不可能凭借一己之力单打独斗解决问题，必须依靠“全球行动、全球应对、全球合作”。[11](P461)为此，中国提出“六个坚持”的“全球发展倡议”，即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11](P468-469)这一倡议系统回答了“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共同发展”的时代课题，为实现世界的共同发展和普遍繁荣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

坚持交流互鉴，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法国启蒙时期的哲学家伏尔泰说过，在欧洲人还没有使用文字时，中国就已经有了一部用固定的语言撰写的连贯的历史。然而，工业革命后，欧美一些国家在科技、经济、军事上开始领先于世界，于是它们认为西方文明优越于其他文明，代表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其他文明都是落后的，落后文明若要进步，必须全盘接受西方文明或接受西方文明的教化。它们以欧洲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范式来定义文明与愚昧、先进与落后，制造文明对立和文明冲突。其实，不同国家之间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差异是文明的内在属性，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依然会存在。然而，“差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傲慢、偏见、仇视，可怕的是想把人类文明分为三六九等，可怕的是把自己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强加给他人。”[11](P460)文明的多样性要求文明的包容性，不同文明相互尊重、交流互鉴，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动力，为国际社会和平共处奠定思想文化基础。为此，2023年3月，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四个共同倡导”的“全球文明倡议”：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12](P8)这一倡议系统回答了“世界需要什么样的文明、怎样实现世界的真正文明”的时代课题，为世界文明的进步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

坚持绿色低碳，推动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当下，西方发达国家部分地区的山青水绿模糊了人们对资本主义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的认知，实际上，资本主义与自然的矛盾是制度性矛盾，其根源在于资本的无限贪婪性。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为了增加剩余价值生产，资本主义一方面通过科技创新不断扩大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一方面通过时尚文化刺激人们追逐新潮的消费需要，“生产主义机制”和超越常态的“虚假需要”塑造了资本主义生产“创造性破坏”的经济特性，使人与自然的矛盾不断加剧。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内部的生态环境保护，除了创新环保技术外，就是通过在全球范围内攫取资源、大规模向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转移高污染高消耗的落后产能来实现的。中国把清洁美丽作为世界愿景的基本维度，坚决拒绝西方先污染、后治理，污染别人、清洁自己的发展模式，与世界各国一起，构建绿色低碳发展模式，这是对世界生态文明的重大贡献。

三、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现代化开辟了新道路

从过去走向现代，从蒙昧走向开化，从低水平走向高水平，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然而，历史现实都已经证明，世界的现代化并非只有资本主义一种模式、一条道路，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是比资本主义现代化更加美好、更加可行的现代化道路。

西方现代化理论提出时就是为了维护后殖民时代的霸权主义政治，而非是对世界发展规律的自觉顺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殖民帝国体系分崩离析，在苏联的影响下，一批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在亚非拉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中，数十个国家和民族挣脱了殖民统治枷锁，获得了独立，世界国家数量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63个骤然增加到132个，美苏则迅速崛起为世界超级大国。无论是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其他刚刚独立的欠发达国家，当务之急是在实现政治独立的同时快速发展经济，彻底改变长期被殖民造成的贫穷落后状况。美国借助这一历史趋势，企图把欧洲和亚非拉大批欠发达国家纳入自己主导的霸权秩序，以遏制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阵营。为此，美国政界和学界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实现了融合，许多社会科学家被吸收到政府中担任要职，直接参与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比如，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专家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进入白宫担任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后担任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主任），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担任肯尼迪总统的拉美事务特别顾问，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林肯·戈登担任负责美洲国家间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学家亚瑟·惠特克等一批理论家加入肯尼迪政府的拉美特别小组，等等。这些美国政府的智囊们认识到，社会主义苏联仅仅用了40年时间就已经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社会变成世界第二大工业国，“美国生产领先苏联的幅度已在绝对意义和相对意义上都落到历史上的最低点”。[13](P139)特别让他们感到恐慌的是，“苏联和中国都有声名远播而且很有说服力的革命学说；对苦苦寻求减缓贫困、实现社会公正和终止政治压迫的办法的拉美人来说，苏联和中国使马克思主义教条产生了吸引力”。相比之下，“美国却没有宣扬属于它自己的清晰的哲学，而且没有有效的工具来传播这种哲学。”[13](P126)政学各界精英们研究认为，“击败铁板一块的共产主义力量，只有通过加速‘传统’社会向开明进步的‘现代性’转变的自然进程才能达成这一目标，而美国本身就是最鲜明地体现了现代性的国度”。[13](P10)于是，社会科学家们开始从不同学科构建现代化理论。20世纪50年代，现代化理论成为美国主导世界的意识形态方案，到60年代，“现代化进程研究终于主宰了关于国际社会变迁的各种问题的学术研究”。[13](P6)

西方现代化理论从20世纪50年代发展演变至今，无论是欧美原发形态还是欠发达国家的接受形态，其背后起支撑作用的都是这样一种错误的世界观：第一，独断论文明观。西方现代化理论制定了以“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为总范式的概念构架体系，用传统社会的落后及其原因来彰显西方自由主义社会价值观、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三权分立政治结构的优势，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特征抽象为现代社会的典范，编制出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指标体系，将其定位为人类历史发展序列的最高阶段，并以此为坐标，查验其他国家与这一现代化社会的差距，标示出“传统社会”“弱现代性社会”“过渡中的现代社会”。第二，机械论发展观。西方现代化理论认为，人类社会发展道路及其趋势，都将沿着西方现代化模式从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这就是它们所说的现代化历程，以此否定社会主义以及其他道路的合理性。第三，唯我主义价值观。西方现代化理论以唯我主义方式，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特殊性归结为普适性，将其背后的特殊价值泛化为“普世价值”，从价值观层面将它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和“和平演变”、对它们界定的“传统社会”“弱现代性社会”实施的“颜色革命”合理化。第四，干涉主义政治观。西方现代化理论认为，接受西方现代化道路就意味着接受改革和进步，拒绝西方现代化模式就是拒绝现代化，就是拒绝文明与进步。可见，“现代化思想与过去的‘天定命运’的意识形态和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之间是有强烈共鸣的”。[13](P9)于是，“许多理论家认为美国不应当坐等其他国家来效法自己”，[13](P107)而应该主动将这些国家早日推上现代化道路，对那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国家，美国有权力进行一切有效的干预，这种干预被美其名曰“人道主义干预”。

西方现代化理论用“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范式体系代替了“文明社会”与“野蛮社会”的帝国主义范式体系，披上了遮蔽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学术外衣，“强化了美国的战略目标与关于其担当仁义慈爱的世界领袖角色的思想二者之间的联系”，[13](P108)“重新塑造了帝国主义理念”，[13](P109)演变为后殖民主义理论，俘获了一些“渴望经济增长、政治民主和成就取向的社会伦理”[13](P11)的国家和民族，使这些国家、民族的一些精英们成为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推手，让美西方的“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策略屡屡得逞，致使一些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了“颜色革命”的国家陷入长期的政治对立、经济衰退、文化迷茫、族群冲突和社会动乱。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的世界愿景的实现形式，对于世界现代化具有重要启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14亿多中国人的现代化昭示未来：告别不发达，实现全人类的现代化，世界才是真正的现代生活世界；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14亿多中国人进入小康社会的现代化昭示未来：摆脱贫富分化，实现全人类共同富裕，世界才是真正的现代富裕世界；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昭示未来：解决物质富有而精神贫困问题，实现全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普遍协调发展，世界才是真正的现代文明世界；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生态文明建设昭示未来：远离破坏自然式发展，实现全球的清洁美丽，世界才是真正的现代可持续世界；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一个世界大国的和平发展昭示未来：摒弃霸权霸道霸凌，实现人类的持久和平，世界才是真正的现代人的世界。

中国式现代化的异军突起，彻底改变了美西方的现代化定义模式。“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7](P22)就世界观层面而言，其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表现在三大维度上。

其一，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民族个性与人类共性相统一的全球价值观。每一文明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价值观的不同是文明差异的本质。每种文明都是其文明主体为适应生存发展需要的创造，“都彰显着创造之美”，[14](P469)都是民族生存与发展经验的积淀。在这个意义上说，适合本国人民生存发展的文明就是最好的文明，根本不存在孰优孰劣、孰尊孰卑。人类文明的演进表现为不同文明形态的创立，人类文明的发展得益于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取长补短。“各种文明本没有冲突，只是要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14](P469)可是，西方现代化理论把西方人的价值信仰、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当作“普世价值”在全世界推而广之，策划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制造了一幕幕现代世界的政治悲剧。中国式现代化是开放的现代化，通过学习借鉴一切优秀文明的长处，弘扬中华优秀文明，创新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在当代中国人看来，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15](P258-259)“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5](P261)尽管不同文明具有不同个性，但不同文明之间同样存在共性，中国倡导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反映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共同信仰与追求，符合文明发展规律，能够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让世界成为一个多姿多彩的文明世界。

其二，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命运的全球发展观。人类发展史，是一部不断提高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间协调能力的历史，其基础和动力是生产方式的发展与变革，而减轻人的劳动强度、提高生产满足自身所需要的产品的能力是人类的基本追求。马克思认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16](P192)正因如此，马克思断言：“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7](P8)这就是人类社会现代化的普遍性和必然性，马克思称之为“铁的必然性”。但是，资本主义现代化是“充满矛盾的运动”，“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17](P23)为了摆脱危机，资本要为自己开拓更大的世界市场、获取越来越多的资源，当和平手段不能奏效时，战争就成为这条道路上的清障手段。中国式现代化把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的命运统一起来，通过推进共同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努力消除国与国之间爆发战争的经济根源。

其三，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相统一的国际政治观。从冷战到后冷战时代，西方国家一直竭力把西方现代化模式强加给欠发达国家，强推所谓“华盛顿共识”为人类共识，这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一个国家应该走什么道路、采取什么制度实现现代化，应当由各国人民根据本国的基本国情来决定，这既是各国人民自由权利的应然，也是各国客观现实的必然。一切强权政治和干涉主义都是与人类的自由权利相悖的。中国式现代化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用了40多年时间创造了西方几百年也难以相媲美的奇迹，这首先根源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可中国从不搞制度输出，中国对其他国家的一切帮助从不附加任何条件，中国式现代化只是为那些渴望发展而又想避免“拉美陷阱”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参照、更多选择和更多智慧。

正确的世界观是实现现实世界美好愿景的思想先导，我们有理由坚信：中国式现代化及其蕴含的世界观，给人类带来的是和平、发展、繁荣的正确观念、健全理性和实践智慧。

注释：

[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法]米歇尔•波德.资本主义的历史：从1500年到2010年[M].郑方磊，任轶，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

[4]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转引自[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1789—1848[M].王章辉，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6] [美]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M].陈定定，傅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7]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8]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9] [美]威尔•杜兰特，阿里尔•杜兰特.历史的教训[M].倪玉平，张闶，译.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