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舌战群儒”是我党外交史上一直让人赞誉的佳话，面对外国各种的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嘲讽与怀疑，周总理总是能从容不迫的还击敌人并且让敌人羞愧。在他的一生中，不知与多少人打过交道，也不知说服过多少人，在他与人打交道和交谈的过程中，展现出炉火纯青的说服艺术。这些说明艺术对过去、对现在、对将来都是弥足珍贵的财富。中国有句古话叫作“乱世出英才”，而这样的英才总能沿着历史的脉络，影响着时局的走向。在中国最动荡的20世纪，一个叫周恩来的人就凭借过人的社交才华，掀动了影响世界格局的外交风云。

　　对于当时刚刚崛起的中国来说，无非是众矢之的，所有的外媒都等着在精神与所谓的层次上用脚踩到中国的尾巴，对此他们也是煞费苦心。在一次记者见面会上，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总理：“请问总理先生，现在的中国有没有妓女？”不少人纳闷：怎么提这种问题？大家都关注周总理怎样回答。周总理肯定地说：“有！” 全场哗然，议论纷纷。周总理看出了大家的疑惑，补充说了一句：“中国的妓女在我国台湾省。”顿时掌声雷动。一句简单的解释瞬间地瓦解了西方记者的险恶用心，既向世界公布了我们对待台湾的态度，又将大陆良好的社会风气和台湾的进行了对比。

　　周总理不管在何种场合，遇到什么样的对手，都能唇枪舌箭，以超人的智慧，应酬自如，出其不意地将对方射出的毒箭掉转方向。有一次周总理应邀访问苏联。在同赫鲁晓夫会晤时，批评他在全面推行修正主义政策。狡猾的赫鲁晓夫却不正面回答，而是就当时敏感的阶级出身问题对周总理进行刺激，他说：“你批评的很好，但是你应该同意，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是我，而你却是出身于资产阶级。”言外之意是指总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说话。周总理只是停了一会儿，然后平静地回答：“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但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

　　周恩来深邃的外交思想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外交学说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而且还折射出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火花。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角度进一步探究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启示。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和为贵”、“尚和合”的哲学思想。这种和合不是异质事物简单相加堆砌，而是各种不同性质的事物相互对立、冲突继而融合趋同的一个辩证过程。这些论述着重强调了异质事物对立斗争，再而融合再生的过程。这更是一种和谐共生共存之道。周恩来在外交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的精髓。“和合之道”成了其和平外交思想的重要一“元”。互谅互让的外交理念从哲学文化层面上看，是周恩来继承中国传统“仁义”思想在外交事务中的表现。我国和周围邻国的很多国家都存在若干的历史问题，特别是边界问题。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始终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通过平等协商予以解决，绝对不会“得理不饶人”。1955年7月，他在人大会议上就阐述了和缅甸政府解决边界问题的指导思想。他说“我国政府和缅甸政府商谈中缅边界问题过程中，一向强调双方相见以诚，按照五项原则友好协商，求得一个公平合理的解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国较好的解决了与巴基斯坦、蒙古、阿富汗等邻国的边界问题。周恩来在处理这些外交事件的过程中不仅维护了国家的利益，而且表现了宽厚仁义的东方大国风范。

　　周恩来借以吸引人、激励人的，不是金钱、名誉、地位和权力，也不是激动人心的言辞和高超的交际技巧，而是他那颗赤诚的心。他知人知心，交人交心，以心换心。周恩来对人的激励，是心的激励、心的感召。没有私心的他，心是透明的，所以他能把自己的心整个儿地托出来，交给人民，交给同事，交给下属，甚至展现给他的敌人。

　　周恩来外交思想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外交学说观点，对中国传统哲学文化进行批判、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外交思想。这给与了我们很大的启示：周恩来外交思想启示着我们要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周恩来外交思想是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外交学说与中国优秀传统哲学文化相结合的成果。这种外交思想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历史与实践证明，周恩来外交思想正确地指导着我国的外交事业的发展，使我国外交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令之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并使之不断发展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

　　周恩来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更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作为一名学生党员，我们应学习周恩来精神就要在现实生活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工作，从而开创和弘扬新的时代精神，再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