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道德批判的现实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读《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有感

　　英国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强调观念研究要有现实感，在他看来，历史具有这样的含义：“历史是人与人及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记录；因此，历史的真实也将是政治思想和行动的真实”[1](P31) 。同样地，马克思强调了人的思维的实践性特征：“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2](p16)。

　　可以看出，对比伯林，马克思的论述重点在“思维的现实性”上，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独特的现实感，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时代问题的回应。马克思强调，任何观念、思想与哲学都不能离开自己的时代背景，“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3]（p121）。

　　这一点，在马克思1847年批判卡尔·海因岑的文章《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中体现地非常明显。

　　马克思写作这篇文章的缘起是海因岑对恩格斯的道德批判。首先，马克思将海因岑的关于德意志的文化历史研究界定为粗俗文学。从缺乏现实性的角度来说，它具有这样的特点：“……，不断宣扬仁义道德，又不断将它们破坏；把激昂之情同庸俗之气滑稽地结合一起，自称只关心问题的本质，但又经常忽视问题的本质；以同样自高自大的态度把市侩式的书本上的一知半解同人民的智慧相对立，把所谓‘人的理智’同科学相对立；轻率自满，大发无边无际的空论；……”[2]（p162）。从这种华而不实的道德语言的视角出发，海因岑无法理解恩格斯的共产主义革命发展立场，相比于他的固定的共和主义立场优势何在。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要求从发展的角度去看对固定状况进行否定的思维方式：“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做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比方说，人民在自己的发展中从君主专制过渡到君主立宪，就是否定自己从前的政治存在。任何领域的发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从前的存在形式。而用道德的语言来说，否定就是背弃”[2]（p169）。

　　海因岑就是这种典型的道德话语，他自称在“人的理智和生活深处”[2]（p168）学习到自己的观点，他的非现实性思考的道德化批判的问题体现在对财产问题的认识不清上。

　　他认为关于财产的问题，其实是权力统治着财产。由此他说恩格斯是错误的：“如果恩格斯先生和其他共产主义者对于权力也统治着财产，财产关系上的不平等全靠权力来维持这一点都视而不见的话，我就无可奈何了……凡是对资产者获得金钱表示仇恨而对国王获得权力都无动于衷的人，我都把他们叫做糊涂虫和胆小鬼”[2]（p169-170）。

　　根据马克思的判定，海因岑关于财产问题的错误理解是基于他以永恒真理的方式去考虑问题：“这样，海因岑先生以为自己道出了不仅是永恒的，而且还是独创的真理，其实他只指出德国资产阶级必须夺得政权这个事实，也就是说，他所说的和恩格斯所说的是相同的话，但是，他却无意识地满以为他说的是相反的话。其实，他只是慷慨激昂地把德国资产阶级对德国政权的暂时关系宣布为永恒的真理，从而表明了怎样把‘运动’变成‘坚硬的核心’而已”[2]（p170）。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历史发展观来看，永恒真理思考方式的问题是遮蔽了真实历史的发展性的世界状况，在海因岑这里，就是以德国的状况代替了整个现代的工业历史，把德国的政治问题看做是其他更发达的英国、法国、美国的经济财产问题，这样他所提出的共和主义解决方案就失效了：“在资产阶级已经夺得政治权力的国家里，政治统治已成为资产阶级对整个社会的统治，而不是个别资产者对自己工人的统治。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海因岑先生的断言就丧失了自己的意义。无产者同政治统治当然毫无共同之点，因为政治统治直接属于财产”[2]（p170）。

　　这样看来，从现实性的角度说，海因岑的思维框架是把财产与权力区别对待，而看不到二者的“统一性”，这是基于他的所谓“天然的习性”[2]（p172）。这样，在分析现实问题时，只能僵化教条地对权力与财产区别对待，而不能看到二者是怎样相互作用的。

　　马克思通过农奴、市民、专制君主等事例，说明了怎样从经济与权力互动的发展哲学去分析这段历史状况，以达到对它的科学理解。

　　这样的具体分析是基于马克思对现实世界状况的分析与诊断：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工业的发展，政治问题已经和社会问题达到了统一：“人们的政治关系同人们在其中相处的一切关系一样自然也是社会的、公共的关系。因此，凡是有关人与人的相互关系问题都是社会问题”[2]（p173）。

　　而海因岑的道德话语却使得它无法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现实性”高度，因此没有办法真正理解并回应我们时代的根本问题：“（他）没有想到‘在我们这个时代探讨’的‘社会问题’随着我们步出君主专制的领域而日益重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起源于德国而起源于英国、法国和北美”[2]（p173）。

　　与这种道德化的话语相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强调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包括财产在内的现实历史性问题：“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坚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预示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这样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才能够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4]（p8-9）。

　　从上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这段话可以看出马克思对超越海因岑的道德化语言的现实性科学观点的含义，《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是这个观点的具体体现。

　　参考文献

　　[1]以赛亚·伯林.《现实感》[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4]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十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