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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如此之新 一切尚未命名
2018-01-05 09:20:00  来源:新华日报

  吴晓波

  数据里的四十年

  从1978年到2018年,中国改革开放整整四十年。我用一组数据,跟大家回顾一下中国人这些年干了些什么事。

  经济总量: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1.8%,今天我们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全球的14.8%。

  人均GDP:40年前,人均GDP只有384美元,在全球排倒数第七位。2017年中国人均GDP达到9280美元,我们是一个如假包换的中等收入国家了。

  恩格尔系数——我们每个月赚的钱里拿出多少用于食品:40年前,我们每赚100元会有60元拿来买大米、酱油、鸡,等等。今天中国人每个月赚的钱里40%用于食品。

  摩天大楼:40年前,中国最高的大楼没有超过200米的,今天,全世界最高的10幢大楼中有8幢是我们中国的。

  世界500强:40年前,中国没有一家私营企业,也没有世界五百强。2017年世界五百强中115家来自中国,其中25家以上是民营企业。

  中产阶层:1978年,大家都是无产阶级,今天中国中产阶层达2.3亿人。

  奢侈品消费:中国年轻人最受奢侈品品牌欢迎,全球每年奢侈品的70%是由他们消费的。

  汽车:1978年,中国一年的汽车产销量是10万辆,今天中国是全世界第一大汽车产销国,到2017年年底,中国的汽车产销量达到2940万辆。

  世界如何评论中国

  今天在座的所有人、所有家庭,这个国家的每一条街道、每一栋大楼,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看到了中国的变化,但是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它。

  费正清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写了《美国与中国》,书中说,中国这个国家正在发生一场现代化运动,就是西方不断冲击我们,我们不断作出反应。在很长时间里,这个“冲击—反应模式”是西方学者对中国即将开展的现代化道路的一种共识。上世纪九十年代,费正清去世前又写了一本书叫《中国简史》,他说,对不起,他错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是一个自身内在基因变革和内在发展冲动的结果,具有她自身的内在性和动力源。

  罗纳德·科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在他102岁去世前的最后四年,写了一本书——《变革中国》。他有三个结论:

  第一句话,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二战以后人类历史上最为成功的经济改革运动。

  第二句话,中国的经济总量在未来十几年内超过美国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第三句话,虽然中国很成功,她的发展还会得到延续,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没有办法用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来解释。中国改革的成功,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

  布热津斯基,美国的战略家,曾经讲过一句话: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认识,有一半是无法理解的,另外一半理解了,但是对不起,理解错了。那么,问题就来了,中国经济四十年发展走到今天,它的独特性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到底做对了什么?或者说我们今天走到了怎样的一个阶段?

  中国经济改革的四个动力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我写了《激荡十年,水大鱼大》,我在书里讲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四个动力。

  一、制度创新

  这四十年的变革,是无数宏观制度、产业制度,不断被创新,不断被重新设计的结果。所以制度的变革,一定是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源。

  但是中国的制度创新不是顶层设计的结果。回过头来想,中国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改革、税收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金融企业改革,哪一项改革不是基层老百姓、地方政府不断进行自我突破的结果?中国的制度创新,先天带有突破原有规则的特点。

  二、容忍非均衡

  当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每个人的心都变得很躁动。有的人开始听邓丽君的歌,有的人要考大学,有的人到南方开始倒卖盒带,如果用一句很经典的话说,这叫什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就是开始容忍一种非均衡的发生。

  在过去四十年,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优秀的人,跟出身、智商、所在区域资源丰富不丰富没有关系,关键在于敢不敢冒险。

  与此同时,国家也打破了平均主义,提出来东南沿海优先发展战略,同时国家画了很多的圈,叫特区、开发区、实验区、自贸区、自由港,这就是一些被允许富起来的区域。

  三、巨国效应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国家,尤其是人多。四十年来我们的发展跟巨国效应有很大的关系。

  1978年,中国不到1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今天将近60%。1990年,中国还没有所谓的中产阶层,今天有2.3亿人了。中国的阿里和腾讯交替成为亚洲市值最高的公司,是两个马老师的智商比身在硅谷、伦敦、巴黎、东京等同时代的人更高吗?好像不是的。原因是我们有太多的互联网人口,一款网络游戏在别的国家有100万人玩,在中国可能同时在线8000万人。

  所以,人口基数、人口红利,给很多中国企业造就了巨大的优势。

  四、技术破壁

  发展中国家要进步迭代,依靠的是两种能力。一种是制度变革,一种叫技术变革。中国的金融产业变革、通讯产业变革,是制度变革带来的吗?不是的。牌照仍牢牢抓在有关部门手里,但因为有技术革新,很多牌照变得不重要了。

  中国四十年的发展,是一轮接一轮浪潮的结果。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是一个全球化背景下产业大转移的结果。欧美国家的工厂转移到亚洲地区,中国刚好打开国门,迎接全球化。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制造业开始出现饱和了,这时出现了互联网经济。中国赶上产业革命的末班车,同时赶上了互联网革命的头班车。

  在全球制造业产能过剩的背景下,中国又出现了中产崛起和供需错配。同时,瞭望未来,我们看到了很多技术革命,看到了新能源革命、材料革命、基因革命等,而这些革命又跟中国的资本和内需增长,发生着重大的应和。

  简直是如有天助,我们真的非常幸运,生活在一个好的商业时代。十年前我在写《激荡三十年》的时候,曾经写下这样一句话: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当,万物肆意生长,尘埃与曙光升腾。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天地一时无比开阔。这就是我们刚刚经历的四十年。

  向他们致敬

  四十年的中国改革,我们需要向一些人致敬,这些社会阶层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首先是2.3亿农民工。中国农民在改革开放初期,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我们的粮食问题。当他们要进入城市的时候,发觉这个国家的户籍制度有各种各样的限制,然后他们退回去,洗脚上岸创办了中国的乡镇企业。中国城市化以后,他们又以不真实的身份进入城市,付出他们的劳动,今天仍然是中国城市化建设的主力军。

  其次是企业家。1978年以前的中国没有一家私营企业,今天是一个拥有2000万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所谓的中国特色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他们当初做企业是为了挣钱,但企业做到一定地步,赚的钱都跟日常消费没有关系了。他们承担着社会责任,解决了无数人的就业,而就业者的背后是无数个家庭。

  第三个群体是地方干部。经济学家张五常在《中国经济制度》这本书中提出来一个词,叫地方政府公司主义。他认为中国大陆的县委书记、市委书记,就是董事长。所有的县长、市长,就是总经理,他们跟我们做企业一样,背着KPI,我们有营业收入、利润率、净利润,他们有GDP、财政收入。每一个地方领导都把自己所在的地方当作公司一样来经营。

  在《激荡十年,水大鱼大》这本书中我写了这句话:这个时代从不辜负人,它只是磨炼我们,磨炼每一个试图改变自己命运的平凡人。有人叹息青春散场,历史已经结束了,要写回忆录了。但是可能今天更多的人开始吟唱:世界如此之新,一切尚未命名。

  (吴晓波,财经作家,常年从事公司研究,本文编辑整理自他在无锡灵山梵宫举行的跨年演讲“预见2018”)

来源:新华日报   作者:吴晓波   编辑:吴鑫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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