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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敏被誉为中国“氢弹之父”。有回忆文章说，他最喜欢以“非宁静无以致远”自励。他对宁静也有自己的见解：对于一个科学家，宁静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格的科学精神”。

　　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大学》有言：“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显而易见，宁静是果也是因。心有所志人自定，目标坚定人自静，因不被外在种种诱惑所动摇故能向高远目标坚韧前行。于敏崇尚这种宁静，又从科研实际出发，注入了科学精神和时代意义，丰富了其内涵。

　　科学当然“聪明”，它意味着新发现新发明。但换个视角看，科学也很“笨”。科学是“老实学”，什么事都讲实证。实证是指以实验证明理论假设，以求有所发现和创造。科学能称之为科学，就在于“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没有实验和实证就没有科学。实证是艰辛劳作，面临着种种不确定和各种风险，故而志在求真者总是不畏艰难和险阻老老实实求证，绝不能为物欲所惑而投机取巧，绝不能因权势或眼前利害而屈从。这种“笨”，正是科学精神精髓所在。没有这种“笨”，就没有新发现，就没有关键技术突破，就没有重大原创成果和科技“高峰”。正是这种“笨”，成就了科学“大聪明”。于敏式宁静是这种“笨”，更是这种“大聪明”。

　　于敏雪藏30年，他带领科研团队实现了氢弹原理重大突破，荣获国家最高科技奖。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时，因太劳累他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都是别人用手帮着抬腿。一次核试验之前，于敏突然发现原设计中有存疑处，立即报告上级，要求暂停试验准备，直到疑问排除。上级领导问：“如果再发现问题怎么办？”他说：“再发现问题，我再如实报告。”正是这种一丝不苟，使我国核试验成功率之高为世界所无。他还说：“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之中，便足可自慰了。”足见，于敏式宁静是“知”，于敏式宁静更是“行”。

　　诺奖得主屠呦呦说：总结这40年来的工作，我觉得科学要实事求是，不是为了争名争利；只要国家需要，我就必须持之以恒。有人问国家科技奖获得者王泽山为何总能创新？王泽山说：秘诀就是用“科学”指导科研工作。为了实现“强军梦”，他在火炸药领域一干就是60余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得者王庆说：“对接好需求，科研才有目标。”从投入“土地调查监测空地一体化技术开发与装备研制”到获奖，历时近20年。在所有科研顶尖人物身上，我们都能看到于敏式宁静。

　　省委领导指出：奋斗，就要迎着困难而上，不回避、不推诿、不停步，做到“泰山压顶不弯腰”；就要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做到“不破楼兰终不还”；就要在解决问题中发现机遇，迎来“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意味着，无论哪个领域或行业，都得以于敏式宁静干事创业。尤其是在科技领域，要在解决“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不足、科技资源与地方经济结合不够紧密、主导产业的技术支撑力量不强、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供给不足、科技投入力度相对不够”等问题中干出奇迹，更需要科研人员“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格的科学精神”。

　　有人说，谁都知道搞科研必须有于敏式宁静，但真要长期践行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在有些小环境和评价体系中，很可能谁“宁静”谁离科技资源就更远。自主创新，制度重于技术，用改革为于敏式宁静提供制度条件格外重要。比如推进科研评价考核体系由论文导向向成果导向转变，在同行评议中合理运用好同行评议，破除课题分配学术隶属于权术现象，等等。只要有利于提升“科学的品质”，就应大胆去试。但作为科研人员也应“有理想不要理想化”，应知行合一，不被外在利益牵着鼻子走。唯有“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一座座科研“高峰”才会巍然耸起。